逢春同志，我们学习的楷模 [复制链接]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逢春同志，我们学习的楷模
罗贵波
龚逢春同志是陕甘边区的创始人之一，晋绥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川西区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建国后又长期从事党的干部教育工作。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龚逢春同志生于1908年，陕西城固人。1927年至1928年在西安第二军官学校和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接受了革命思想，后参加并领导了学生运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任陕南军委宣传部长，在杨虎城部队做过兵运工作。1933年在陕西耀县参加了王泰吉骑兵团的起义，胜利后骑兵团改称西北抗日义勇军，他任该军政治部主任。不久义勇军与红二十六军合并，他任红二十六军政治部主任。1934年冬，调任陕甘边区特委宣传部长，1935年任陕甘边区工农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政委，活动于庆阳、定边、靖边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开展游击战争。
当陕甘红军不断取得胜利，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之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在那里盛行。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以所谓“肃反”的名义，把大批地方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扣押起来，严刑逼供，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当时龚逢春同志因率部在第一线战斗，中央红军又早来了一步，侥幸未被逮捕。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在此危急关头到达吴起镇一带。逢春同志得悉后，与陕甘红军第二路游击队指挥马福记同志率领直属部队迅速赶到吴起镇。他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基本情况，还特地汇报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明确表示不应该逮捕刘志丹等领导同志和红二十六军的大批干部。毛主席非常重视，当即表示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并指示停止“肃反”的逮捕行动，即派王首道等同志到瓦窑堡释放刘志丹等100多名干部。
1936年4月，他调任保安县（今志丹县）县委书记，同年底又调任中共陕北省委宣传部长。他不论在部队工作还是在地方党工作，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对陕甘边区和陕北苏区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逢春同志先后任中共榆林特委书记，晋察冀区党委宣传部长。1939年至1942年，先后任晋西北区党委委员、组织部长、武装部长、宣传部长和晋西北抗日武装自卫队总指挥等职。1942年5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任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后任分局党校校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在这期间，他很重视改进党报，培训干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举办各种干训班，在创办抗战学院（后改为晋绥师范学院）、临县一中、保德一中、贺昌中学、永田中学和恢复中小学教育、办夜校、扫盲、发展抗日武装自卫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培养了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到党校后更是倾全力于干部的培养教育工作。
1943年冬，康生在延安搞的所谓“抢救运动”很快传到晋绥，分局党校也伤害了一些同志，但很快得到了纠正。逢春同志向全校学员作关于“抢救运动”的总结报告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当场向学员道歉。当然，大家也很理解“抢救运动”的主要责任不在逢春同志，而他那种顾全大局、严于责己的诚恳态度，使在场的广大干部深受感动。从此上下统一了思想，很快转入了甄别工作。到日本投降时，党校一部的甄别工作基本结束。大部分同志很快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继续做出贡献。
1946年初，逢春同志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社会部长，1947年初又兼任组织部长。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调配干部、加强根据地生产建设、土改和支援解放战争上。
逢春同志衷心拥护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决定，但对晋绥土改中出现的某些“左”的作法，特别是对乱斗干部和轻率解散某些县委的错误作法，很不赞成。他不但积极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保护党的干部。他主张把一些受到错误处理的县以上干部送党校学习，而不采取其它过“左”的组织处理办法。当党中央指出这些错误并进行纠正时，许多被错误处理的干部意见还很大。他又从大局出发，耐心说服这些同志，勉励大家在分局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巩固土改成果。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逢春同志遵循中共中央和晋绥分局的指示，从1948年起就着手向西北新区调派干部，到1949年春先后共调出省、地、县及县以下干部3000多人，其中少数留在西北局机关外，大部分被派到新解放区工作。紧接着，他又筹划向即将解放的西南川康新区调配干部。这一段时间他日夜操劳，几乎倾注了全部精力。
在调配干部中，逢春同志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入川前，贺龙同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充分肯定了逢春同志在调配干部工作中做出的成绩。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撤销后，逢春同志作为川西北临时工委和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于1949年12月随贺龙、李井泉指挥的十八兵团进入四川。进川后，他任川西区党委第三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兼川西区农民协会临时委员会主任。1950年初，国民党残余匪特勾结地方封建势力，一度掀起叛乱。逢春同志冒着被敌人袭击的危险，深入到有关地、县和农村了解情况，传达并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他要求各地除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外，特别强调要贯彻执行我党提出的“首恶必惩，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注意分化瓦解敌人。他还帮助下面纠正了某些过急的作法，对稳定当时的局势起了重要作用。平息叛乱之后，川西区展开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这一时期，他很重视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强调用党的政策和法庭的力量制服敌人。依法判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镇压了一批罪有应得的匪特、反革命分子，从而打击了反动阶级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安定了社会秩序，为减租退押斗争创造了条件。
1951年夏，川西区在试点基础上开始土改，逢春同志当时兼任土改委员会主任。由于逢春同志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经常深入农村，与土改工作团一起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因而使这次土改充分发动了群众，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使农民普遍分得了土地和其它胜利果实，并培养了大批积极分子，建立了基层人民政权。从总体上看，这场土改运动十分成功。
1952年9月，四川的四个行政区合并为省，逢春同志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兼西南局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1954年西南局党校改称中共中央第七中级党校，他任校长、党委书记。1956年他当选为党的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第七中级党校与四川省委党校合并，他改任四川省委党校校长、党委书记。1959年兼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63年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他长期从事党校教育工作，坚决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和方针，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为培养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干部，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逢春同志受到了林彪、康生、“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给他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但他始终坚持原则，据理反驳。并为一些被打倒的同志竭力申辩，提供如实的证明材料。康生几次指名要他“揭发”贺龙、林枫、李井泉等同志，他都横下一条心，准备坐牢杀头，也绝不屈服妥协。粉碎“四人帮”后，他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委。可惜由于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致使重病缠身，久治无效，于1978年12月1日停止了呼吸。
逢春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他对党忠诚，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公道正派，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团结同志，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任劳任怨等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伟大的革命精神，却永远活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