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收入分配问题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改革话题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收入分配问题
高山
近几年，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人们站在不同的利益基础上，依据不同的理由，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提出了种种责难。知识分子认为，“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要求解决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收入倒挂的问题；工人们则认为，“老大（工人）打了蔫，老二（农民）发了尖，老九（知识分子）光着屁股上了天”，要求解决工人的经济和政治待遇相对下降问题；农村人却认为，“城里人‘钢肚子’，乡下人‘软柿子’”，要求解决国民收入再分配中城乡不公平问题；而各个阶层都有不少人认为，“老老实实的干瞪眼，投机取巧的挣大钱”，要求解决一般劳动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问题。这些责难十分生动地勾划出我国目前收入分配状况的复杂图景，要求我们作出正确的分析。
应该承认，我国今日的收入分配制度已大不同于10年前。原有分配制度最重要的功绩，是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平均地分配了贫乏的财富。据此，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构造。旧分配制度最明显的弊端，是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的条件下，过多地牺牲了效率。由此，我国经济的进一步现代化受到了妨碍。公平与效率间的抉择，曾经困扰过，至今也仍然困扰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我国以有限的物质资源，去赡养十亿之众，并要使之逐步走向现代化，这种抉择就显得更为困难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我国，平等和效率具有相等的价值，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对另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先权。旧体制维持了低质量的公平，却牺牲了效率；新体制则力求在有效率的基础上增进公平。尽管这种转变带有极大的艰巨性，但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这种转变是难以回避的。
转变的艰巨性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受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以经济结构变革为中心的新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步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一批传统产品的产量每年增长不超过3—5个百分点，市场却显得十分疲软；一批新兴产品（如电视机、冰箱等）的产量成倍翻番，市场仍然供不应求。这种消费特征的迅疾变化，引带了社会劳动、资金及其他物质资源逐步由一部分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移。某些传统产品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下降了，导致那些滞留在传统产业的“隐蔽失业人口”左冲右突，仍然求富无门；某些新兴产品的市场评价急剧升高，使那些已经进入新兴产业的“幸运者”一马平川，率先占据了收入增长的有利位置。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共同变化，通过复杂的环节作用于收入分配上，为近年来我国产业之间、以至于企业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提供了总的经济背景。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证明，大体在这个阶段上，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会明显化。区别仅在于，或者忍痛承认这种现实，全力推进经济结构的变革；或者人为地进行控制，以减轻结构变革对社会协调造成的压力。我国应该如何对付这个难题，并妥善处理其中潜藏着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值得悉心斟酌。
二是受到新体制发育过程的制约。新旧体制交替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新体制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协调快变因素和慢变因素之间的矛盾，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比如，控制收入流量的变化，就是个快变因素。政府采取特定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很快就能影响居民收入总量的增加或减少。但是，建立一个有效地使收入总量在各社会群体合理分布的调节机制，则是个慢变因素，它需要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信用制度、审计制度及其他监督制度的必要配合。通常情况下，后一类条件的确立，都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发育过程。不顾及这些条件的制约，单纯凭借主观愿望去追求调节收入分配的具体结果，往往是画饼充饥，在实践中被碰得灰心沮丧。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在快变因素和慢变因素相互扭结的情况下，特定改革措施的成功与否，将主要取决于快变因素和慢变因素之间的协调程度；整体改革的进程，又将主要取决于慢变因素发生转变的速度。不认真对待一系列慢变因素对改革的多方面制约，不耐心处理新旧体制交替中的大量过渡性矛盾，不充分理解这中间所包含的种种困难，改革是很难顺利进行下去的。
三是受到社会传统习惯的制约。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合理地拉开个人收入差距，本来就是这场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多年来，当人们将收入分配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维持社会保障上，已经习惯于把平均地享用劳动成果当作“按劳分配”来认识的时候，重新恢复“等量劳动获得等量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就会产生一个心理适应问题。加上在现实生活中，随着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人们的收入分配形式也日趋多样化了：除工资收入外，其他的经营性收入和劳务收入相继被承认，利息、股息、红利、租金等财产收入逐步被允许，一部分实物福利分配也慢慢地实现了货币化。对此，更需要有个心理适应过程。有些人常常产生这样的疑问：我种菜所得属于劳动收入，他卖菜所得是否也属于劳动收入？我存款获息属于合法收入，他购买股票取得红利是否也属于合法收入？这类疑问往往成为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社会心理障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现象，需要人们用新的知识和观念去理解它、适应它。这种理解和适应能力，客观地汇聚成社会对各种改革的心理承受力。不注意研究和把握这种心理承受力，改革只会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因此，抓住一些表层现象，笼统地议论现阶段的收入分配状况，并无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中，我们事实上面临着三类性质不同的问题。一类是目前发展阶段不能不存在、想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比如产业和地区之间收入分配不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只能采取审慎的发展政策，精心地引导不同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并利用有效的手段，把那些处于“隐蔽失业”状态的低收入人口转化为国民经济结构变革的积极力量。对这类问题，凭借一招一式的收入调节技巧，往往于事无补。再一类是受到新体制发育制约，想解决又无力解决的，比如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收入倒挂”问题。根本解决这类问题，需要许多条件的配合。全面创造这些条件，显然难解燃眉之急。目前只能运用一些过渡性措施，如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制定惩戒非法收入制度等，防止矛盾过分尖锐起来。第三类是随新体制而出现，有待我们逐步熟悉和适应的，比如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收入问题。这需要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以提高人们对改革的心理承受力。过分迁就来自传统习惯的压力，反而会使改革受损。总之，对性质不同的问题，只能用不同的办法去对待，不能因噎废食，知难而退。
改革是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它起于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得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创造，也将成于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历经周折，终于冲决了旧体制的各种禁锢，释放出世所罕见的巨大经济潜力，赢得了举世瞩目的持续经济增长。以此为基础，我们将开始一场建设新体制的艰苦进军。我们相信，这场进军终会传来凯歌；我们也不否认，这场进军将付出必要的代价，其中包括每一个人所要付出的程度不同的代价。中国古代改革家商鞅曾说过，“民不虑始而乐成”。他站在少数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认为人民群众只愿意享用改革的成果，不愿意接受改革的代价。而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他的这条警策已不足为训。今天的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他们将以主人翁的态度来思考改革，投身改革。他们准备共同承担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挫折和痛苦，也将共同享有改革所必然取得的成功和喜悦。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收入分配问题，我们将得出新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