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我看通俗文学

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
陈平原
“通俗小说”自然是与“高雅小说”（或曰艺术小说、探索小说、严肃小说、文人小说、纯小说等）相对而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与调谐构成了小说创作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只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处在整个文学结构的边缘——至少在观念上是如此，“雅”和
“俗”的分化并未真正完成。梁启超们把小说提高到“文学的最上乘”，此后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雅、俗小说的对立才构成一对真正的“矛盾”。
总的来说，在20世纪的中国，“高雅小说”始终占主导地位。但“通俗小说”也有3次令人瞩目的崛起：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以前，各类适合小市民口味的程式化、娱乐性小说大量上市，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40年代，既有“通俗作家”高雅化（如张恨水），也有“高雅作家”通俗化（如赵树理），后者过去称为“作家思想改造的胜利”，或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第三次是近两年，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热”过以后，国产的、引进的各类通俗小说如“雨后春笋”，大有与“高雅小说”一争高低之势。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创造者们目的很明确，抓住那时流行的通俗小说思想上、艺术上的弱点，狠命一击，为输入西方近、现代小说扫清了道路；四十年代，进步文艺界的理想则是改造旧形式，普及新思想、新技巧，提高通俗小说的“档次”；八十年代，由于文艺创作出现了多元并存、多元探索的局面，文艺理论家们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似乎既不是五四式的“打倒”，也不是四十年代的“提高”，而是一种颇为洒脱的“理解”和“宽容”。
二十世纪的中国，通俗小说何以能有此三次崛起，除了以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不妨从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思考。“高雅小说”的艺术探索越走越远，越说越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小说最基本的娱乐功能，逼得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的大部分读者，转而欢迎明知趣味不高的可毕竟读来有趣的通俗小说。梁启超们借鉴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小说”，引政论入小说，也曾风行一时，但随着高度政治化的读者群热情的衰退，“一篇在手万虑皆忘”的通俗小说马上充斥市场。鲁迅等人的艺术探索，无疑为中国小说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可也以抛弃大多数中、下层读者为代价；三十年代的大众化运动，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争论，都是试图弥合作家拟想中的读者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而新时期小说家艺术探索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必然甩下更多的一般读者，这就难怪通俗小说要大走红运。
放长远点看，“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场永远难解难分的拔河比赛。双方互有占便宜的时候，但谁也别想把对方完全扳倒。与拔河比赛不同的是，小说艺术并没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原地踏步，而是悄悄地“移步变形”。
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而不是义愤和热情。稍一不慎，很可能重蹈五四或四十年代的覆辙，或则“打倒”，或则“拔高”。而这两种对策，似乎都不是最佳选择。
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批评“鸳蝴小说”情节重复，程式化倾向严重，批评它只重叙述，不懂描写，批评它迎合读者，趣味低下，这些都没错。可这一切，恰好是通俗小说的特点，或曰“通病”；扫掉这一切，也就等于否定了整个通俗小说的存在价值。好长一段时间内，五四小说理论家们对通俗小说蔑视有余而理解不足，批判过严而改造不力。等到发现通俗小说的读者不但没被批跑，反而正日益增加，并对
“高雅小说”家构成一种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压力时，再回过头来与通俗小说争夺阵地，已经不太容易了。写通俗小说也是一种本领，并非每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想写就能写好。三十年代大众化运动中，所谓严肃作家创作的通俗小说，有能跟《啼笑姻缘》比肩的吗？如今的读者，缺乏大动荡年代迫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正义感，多的是休息、娱乐的需求，再加上市场规律的自动调节，通俗小说怕是压不下去也批不倒的了。除非冒着再次动用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的危险，但那么一来，很可能又将是“玉石俱焚”了。
大概正是有鉴于此，尽管目前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存在不少流弊，大部分批评家还是持宽容态度。不过，随着舆论界压力的增大，探讨如何提高通俗小说的创作水平，也许会成为文艺界一个热门话题。“提高”当然是好事，不会有人反对；问题是从哪个角度、凭什么手段来“提高”。大谈“提高”的人，如果是从
“高雅小说”的标准出发，来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既不高雅亦不通俗的“伪通俗小说”，那可是十分危险的。非驴非马当然可以是骡，但幻想以骡来取代驴和马，就大错特错了。四十年代“提高”通俗小说的教训就在这里。我们的文学史家盛赞张恨水放下《春明外史》、《啼笑姻缘》的路数，转而写作“思想进步”的《八十一梦》、《五子登科》，殊不知这一转转丢了张恨水作为通俗小说家的特色和才华，令人不胜惋惜。赵树理提供了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代小说形式，为中国小说的大众化与现代化闯出了一条新路；可也因此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这种以压低知识分子鉴赏水平为代价的“雅俗共赏”，是新文艺发展的真正出路。可以这样说，赵树理的追求可敬，赵树理的小说可爱，而“赵树理方向”则未免有点可怕。矮的拔高，高的锯矮，大家携手并肩，“走共同艺术的道路”——这种“良好的愿望”，严重限制了一代作家艺术才能的发挥。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一大批为老百姓所欢迎的提高了的通俗小说，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可就是缺少真正的“高雅小说”和真正的“通俗小说”。当然，这种小说创作的失误，不仅仅是因为小说理论的偏差。
理想的小说界布局，应该是由“高雅小说”、“高级通俗小说”和“通俗小说”三部分构成。不必定“两头大中间小”或“两头小中间大”，三者随时势不断流动变化，互相牵制又互相借鉴，条件允许还可能互相转化。“高雅小说”注重艺术价值的追寻，我行我素，必然抛弃绝大部分读者，发行量小，可代表了小说界的发展趋向。通俗小说只求有趣且无害，文学性有多少算多少，努力跟上读者审美趣味的转变，谈不上“正确引导”，不拖后腿就行了，船高须待水涨。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对“高雅小说”、“通俗小说”都有好处，不必汲汲于互相靠拢。至于沟通这对立的两极的任务，则由《李有才板话》那样的“高级通俗小说”来承担。此类小说，文学性、趣味性、通俗性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觉在“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觅一席地位。要说“雅俗共赏”，这才真的有点“雅俗共赏”。而它的价值，更重要的还是在“雅”和“俗”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使雅的不至于太雅，俗的不至于太俗。就像学术界近年蜂起“高级通俗读物”一样，小说界不妨抓住“高级通俗小说”这一环，靠它来更合理、更有效地调节目前“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各自的失重。
面对着通俗小说的再次崛起，理论界显得力不从心。单是为通俗小说正名，那容易，报刊上不乏此类呼吁，通俗小说学会已经成立，通俗小说史正在加紧撰写，还顽固坚持通俗小说不是“文学”的大概已经不多了。理论上承认通俗小说的价值，这也不难，君不见有把通俗小说解释得比“高雅小说”还玄妙深奥、而且更充满哲学意味的宏文？可我想，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俗小说在整个文学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它自身的价值。讲清楚李涵秋、张恨水乃至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他们的创作跟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他们作为通俗小说家对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这才算触及问题的实质，也才能建立起基本稳定的小说界“三分天下”的局面。
而这，需要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眼下谁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发言权”，更不要说“裁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