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看见他的微笑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我仿佛看见他的微笑
荒煤
今年7月15日，蔡老——楚生同志离别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
我1978年4月重新回到北京工作之后，这些年来，写了好多篇悼念电影界去世朋友们的文章，为什么没有写一篇悼念蔡老的文章？我不仅感到内疚，而且感到痛苦。我无法回忆起来，我刚到电影局面临的困境：1952年一年，中国这么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只生产了四五部故事片。而后我在夏衍、蔡老真诚的帮助下逐渐熟悉电影业务，经过我们和广大电影工作者共同的努力，加上许多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怀，终于使生产逐渐增长，先迎来建国十周年百花齐放的新片展览月，而后又有了196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之后的一个新的生产小高潮。尽管也经历不少风雨，电影事业还是有了较大的发展。
在这12年里，我和蔡老一起看过多少剧本、分镜头本、样片、完成片，和多少编导交换过意见，我们一起为剧本困难，质量上不去发愁，苦恼，还要检讨，也不免发些牢骚……现在，他已沉默。我认为应该为蔡老写一本书，寻找那些流水般早已消逝的记忆。
最近几天，我眼前经常闪现出蔡老那张苍白的脸上浮起一种令我心酸的、难以形容的苦笑。
这是1966年8月，我们在集训班分别的时候，我还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强颜欢笑（天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笑容——我自己看不见），以向蔡老表示慰问的口吻说：“反正，我们回去都好好检查吧，你可要注意身体！”
蔡老就用那种苦笑、干涩的喉音回答道：“变天账可交代不清楚啊！”
这就是蔡老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也永远忘不了那种无法形容的苦笑！
什么变天账？就是那本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三位同志编著，经过蔡老审阅，经过我批准出版的一本《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基本上真实地记载了以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同志为首，执行瞿秋白同志的指示，随着党所领导的左翼运动的开展，组织和团结了大批电影工作者，为中国进步的、革命的电影开辟了一个阵地，突破了美国好莱坞电影和中国商业电影的垄断市场，写下中国民族电影崭新的一页。
这个时期，蔡楚生同志在创作上有了重要的转折和飞跃。例如，他导演的《渔光曲》，一部反映渔民生活的影片，在上海连映了84天；《渔光曲》插曲，王人美的唱片畅销了10万张；1935年又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也是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然而“文革”开始不久，1966年7月，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写作班子以丁学雷的名字写文章批判《中国电影发展史》，说它“……竭力宣扬所谓三十年代文艺运动……完全是一本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变天账”。
蔡老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十多岁就到商店当了学徒，自学过文学、戏剧、绘画，后来在“五卅”运动影响下参加话剧活动，之后跑到上海电影厂当临时演员、场记、置景……终于在1932年开始独立导演拍片。1933年2月参加了左翼组织——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和夏衍、田汉、洪深、郑正秋、聂耳一起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在抗日战争期间，楚生同志拍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孤岛天堂》、《前程万里》等抗日爱国影片。到1946年又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震撼影坛的影片。建国之后，为了建立中国电影事业，他放弃了创作十几年，才在1963年重新导演了一部深受群众欢迎的《南海潮》。
这样一位终生为人民的电影事业艰苦奋斗的艺术家，一位坦诚、善良、忠厚的长者的历史，突然变成为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变天账”，叫蔡老怎么能“交代”得清楚！！
最近，我们重编了一本《当代中国电影》卷，总结了35年来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经历的曲折道路、宝贵经验和惨痛教训；充分地肯定了30年代电影的成就，实事求是地对建国以来电影事业作出评价，更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我真希望蔡老能读到这本书，并且消除他和我诀别时的那个令我心酸的苦笑。
我昨天写完此文，仿佛看见蔡老爽朗地笑了，他舒展开额头上密密的皱纹，拍拍《当代中国电影》卷，坦荡地笑道：“历史本来就是这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