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多么有限的存在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人是多么有限的存在
舒芜
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韦君宜的《那几年的经历——我看见的“文革”后半截》（《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二期）。杂志文章俱在，我不在这里介绍了。我只想说一件有些稀奇的事。
韦文说：1973年春，她由文化部咸宁干校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上算是社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她连否决一部稿子的权也没有。甚至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她发现一部小说，“帮”气十足，文字拙劣，已经排成清样，马上就要开印。查原稿，原来竟有不少“我们要一枪两眼，把邓小平打个透心凉”这一类的话，清样上仅仅删去了这些话，全篇气味不变。韦君宜反对出这部书，两个军代表（当时是来“掺沙子”的）主张出，这部稿子原来就是他们审查和批准采用的，于是双方出大字报辩论，都贴在出版社的走廊上，“连邻舍的另一出版社同志都惊动起来，登楼看大字报，到处传说我们这段文艺新闻。”我怎么回想，也想不起这件事，而当时我也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什么已经轰动一时，邻舍都来看大字报了，我却一张没有看过呢？
细想之后，又没有什么稀奇。我在文化部咸宁干校，原是属于北京决定不要了的剩在那里的最后“一小撮”。直到1974年底，国务院决定咸宁干校不办了，我们才被原单位分别领回。又经过一番挑选，只有少数人能回原编辑部工作，其他就分各种办法处理掉。我属于不能回编辑部而又距退休年龄还远一些，暂时还处理不掉的一类，就让我们当校对，实际上是等待机会再处理。每天低头上班，低头下班，看的是一些“路线斗争”的小说、诗歌和“三突出”之类的理论的校样。校对科办公室在一楼和二楼，我在一楼，开会在二楼，而编辑部在三四楼，我绝迹不上去。韦君宜和“沙子”们辩论的大字报大概都贴在三四楼的走廊上吧，所以我之不曾看见，又没有什么稀奇了。
人，恐怕真是非常有限的东西，首先就是对他周围的大千世界，常常只能认识到极有限的若干片面，比较正常的情况之下已经如此，不正常的情况之下，受压抑的心灵对许多方面都是麻木的，禁锢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在中国特产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说是重证据，重材料，到了“文革”更有大规模的“内查外调”，这里除了有意制造冤狱之外，搞专案的人即使比较实事求是，讲究有根有据，定下来的案也总是经不起下一次甄别复查，假如有甄别复查的话。这就因为所根据的材料（除了有意捏造诬陷之外）往往是由压抑的心灵、麻木的感觉、变形的眼光提供出来的，没有经过检验的，在“证据法”上本来都是不能成立的。假如现在还在搞什么运动，要斗韦君宜（那么她的文章当然不可能发表了），来向我调查，我一定说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件事。那么，虽然不至于根据我的话就定案，但是肯定会在某次批判会上多一发“炮弹”：“你诬蔑解放军！据调查，当时与你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根本不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
当然幸而这纯粹是假设。但是，每个人都是非常有限的存在，这条真理还是值得我们经常想一想的。说大一点，这是民主政治的精义，是不能“人治”只能“法治”的理由。说小一点，这也可以指导我们对人对事经常保持一种既不轻信又不苛求的明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