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的困惑与苦闷——知识分子心态录之二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知识分子喜与忧

中年人的困惑与苦闷
——知识分子心态录之二
本报记者 孟晓云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实行“挂牌”上课，让学生选择教师。同样的课程“打擂台”，学生愿意听哪位老师的课就走进哪位老师的教室。结果，一位稍年轻些教师的教室拥进180人，另一位50多岁的教师门下只有三五个学生。
优胜劣汰，将竞争机制引入教学，无疑对每一个教师都是一种冲击。他们开始有了一种紧迫感，特别是在竞争中感到后劲不足的一些中年教师，显得忧虑重重，压力很大。教古典文学的中年教师韦勇说，学校实行教改，发表格让学生对教师在64个方面评定，什么讲课内容、深度、广度、表达能力等等，结果大部分学生画勾勾到年轻教师的名下。这几年改革开放，大学生对西方的新思潮接受很快，年轻教师也接受得快。他们读了大量西方美学、哲学和文学的书籍，知识面广，讲课自然受学生欢迎。比如，年轻教师懂朦胧诗，我们不懂，我们这代人只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和田间的阶梯诗。我也试图把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引入教学，难啊！上有博大渊深的老教授，下有年轻教师的追赶，把我们中年人夹在中间，日子不好过。
政治教研室中年副教授赵子青的感受是，我们这代人真有点吃不开了，教了二三十年的马列主义，自己都觉得理论与现实不能完全对号。马列主义也在发展之中，有些问题连自己也搞不清楚呢。
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在矛盾和痛苦之中，他们想进取，想更新自身的知识，又感到被工作和生活的重负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想学习，想读书，却难得挤出时间。这些中年教师在教学和行政、党务工作中都是中坚，担子最重，家庭负担也最重，子女长大了，不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都需要操心劳神，自己评职称的考试也耗去了相当的精力。他们深感体力的不支。有一位教师为了通过专业职务评聘的外语考试，整个暑假全身心投入，考完了身体也垮了，患肝癌而辞别人世。他临终留下遗言：“要长寿，不要教授。”
中年教师开始抱怨：我们年轻力壮时，想学知识，又怕当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批判；现在想深造，所剩时间和机会都不多了，专业职务评聘又挤不上“末班车”。他们有一种失落感，称自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负担重、压力大、待遇低的中年教师们在横向对比中充满困惑，与同龄人比，有的当了厂长、县长、市长，工资比自己高，生活待遇比自己好。与周围邻居和自己的学生比，就更加迷惑不解：那些中学时代调皮捣蛋考不上大学的小青年，经商后腰缠万贯；那些在大学念书成绩名落孙山者，一做生意马上身价百倍，相比之下，会读书的人反倒不灵。知识的贬值，使大学教师显得清贫和寒酸。到深圳参观，在同一个餐馆里吃饭的小青年大摆酒席，而不少大学教师只能点阿拉伯数字最小的菜。一位副教授出差，从天津上车垫张报纸，坐在两节车厢的结合部回到福州，因学校没经费买飞机票和软卧，而硬卧票他又买不上。
中年教师中，不少人对教改存有疑虑和担忧，比如，对教学单位创收和承包，缺乏心理承受力，他们提出疑问：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还是为了赚钱？教育是直接为经济服务还是间接为经济服务？在农村和工厂显出巨大威力的承包制，是否适合于生产精神产品的大学？超编教师的工资谁发，出路何在？为了发展应用学科而砍掉一些基础学科是否缺乏远见？一些教师听不惯学校里的叫卖声，小商小贩做生意倒也罢了，部分大学生竟然也做起生意来了。
总之，这一代人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正受到挑战。有位中年教师概括得好：我们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这代人的困惑、苦闷，和我们的经历有关。时代变了，我们的思想显得不适应了，内心的痛苦折射了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社会阵痛的历史。
知识分子应该在改革中不断地调整自我，克服自身的失衡心态，学会在新生活中寻找自身的适应点和生存带，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