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定文集》序言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冯定文集》序言
薛暮桥
《冯定文集》能够同国内外的广大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冯定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活跃在我国的文化教育和理论战线上，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从三十年代起，他就用“贝叶”的笔名，在上海的《自修大学》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关于哲学和青年修养的文章，并翻译苏联的著作，使当时许多处在徘徊和苦闷中的青年，受到影响，走上进步、革命的道路。
冯定出身于浙江宁波慈谿一个手工业工人的家庭，家境贫寒，读完小学已无力再升学。但他勤奋好学的资质，为其族叔——当地学者冯君木先生所看重，愿意资助他就读师范学校。冯定在君木先生的指点熏陶下，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所以在师范学校毕业后，能够以较强的竞争力考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并兼任上海修能学社的国文教员。这时，他才刚刚二十岁出头。本来，有了这样稳定而待遇优厚的职业，可算是小康的生活了。可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他要去探索人间多少不平事的奥秘，就留心阅读进步书刊，当时他能够读到的书有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等。就在这样的追求下，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陈云同志也正在商务印书馆从事党的工作，那里党的力量是很强的。
从旧社会过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往往要经受着失学、失业、流亡以至杀头的风险。他们对于人生、社会以及未来的认识，是从理论上又结合着亲身经历的实践来接受的，因此，他们的思想观点的形成，也往往是有血有肉的、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条文原理和课堂、书斋里的干巴巴的东西。冯定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正是有这样的历史渊源的。
冯定的哲学思想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它突出的实践性。早在三十年代，在他的哲学文章中就提出：从前的哲学，好像鹏程大鸟一样，只是在人迹罕至的绝顶上回旋，不知道人间究竟如何，它高深、奥秘、不可捉摸，只供少数人玩弄，一般人不敢问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不是那样，它是人类发展以来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近代各种科学经过了“千锤百炼”而创造出来的“丹”，又是领导科学继续前进的“明镜”。所以，这种哲学不但在我们的生活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里广泛存在，而且特别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积极活动。他又说，新哲学的精髓，便是理论脱离不了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假如作一形象比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关在保险箱里的珠宝，而是货币，不但可以应用，而且应用得极为广泛。应用的哲学和哲学的应用，成为他一生从事哲学活动的主导思想，也就是文集中所说的：“人生最有意义的行动是改造世界”，用宇宙和社会发展规律来“分析活生生的现实，在活生生的现实上去活生生的应用”。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成功地研究了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在建国初期，当我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许多人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把握不定，在理论界也产生了混乱思想。这时，冯定在上海华东局写了一篇读书札记，应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以及我党在建国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这篇文章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后，立即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受到党中央的肯定，指示在全国干部中做为学习材料。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引起了全党的注意，从1952年到1957年这五、六年间，理论界对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日益活跃和深化。
另外，他还把哲学的观点渗透在有关伦理道德、人生观、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的论著里。概括说来，冯定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着重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经验、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人生观的分析应用上。在这三个方面他的论述都有很好的成效。他的人生观的著作，在我国社会起着广泛的影响，哺育了几代人的思想成长，增强了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美好情操。
冯定哲学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富有创造性。特别表现在他对哲学体系做过有益的探索。他不满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苏联教科书中普遍应用的模式，并且在五十年代以来传播到中国，也被广泛应用的哲学体系样板。从六十年代起，我国有了自己编写的哲学教本，但哲学体系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冯定在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多次说，现在的哲学教科书不能尽如人意，比如，为什么要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开讲，在未讲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之前，能不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应放在什么位置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中继续探索和发展。为此，他曾经打算以实践观为主线，打破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独辟蹊径，和北大的青年教师们一起，写出一本有独特体系和风格的教科书。可惜由于各种“左”的干扰，这个愿望在文化大革命前夜就被冲击掉了。不过，在他的哲学专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仍然可以看出，他显然是打破了过去从概论开始，其次唯物论，再次辩证法，最后历史唯物论这个固定格式，在哲学体系的探索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冯定哲学思想的再一个特点，就是对哲学研究的严肃认真态度。不盲从附和，不随风摆动。冯定一生治学和做人都是采取了坚持真理、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严谨和正直的作风。他信守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的原则，无论是教学或理论研究和宣传，都是力求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像在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人们谈论领袖的作用时，总是异常小心，唯恐犯“影射”、“攻击”之嫌。然而，冯定在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坚持列宁的观点，他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领导集体中，任何领导者只要自命自封领袖，摆出领袖的架子，实行家长制的专制独断，那不论在大的范围或小的范围，实际上就将不发生领导作用。他还不止一次地说，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一批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根本不同于那种绝对集中、个人独裁的法西斯式的党，“一个领袖”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腐观点。
正因为冯定的哲学思想和风格有着这样一些特点，所以，他的著作、文章、讲课和报告，十分生动活泼，使人乐于接受，受到广大干部和青年的欢迎，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经常收到广大读者和青年的来信，和他探讨各种问题。在战争年代，他也经常到连队去给战士讲政治课，在华中党校给学员讲哲学课，在抗大五分校给青年学员讲形势任务课，还给江淮大学的师生讲世界观的课程等等。这些学员在全国解放后大都是部长、将军等高级干部和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见到他的时候都还称之为“老师”。
我和冯定同志早在三十年代上海白区工作时期就互有所闻，但真正在一起共事，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时期，后来又到苏北抗大五分校一同工作。那时他是副校长，我是训练部主任。在当时那种艰苦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大家都怀着满腔热情的赤子之心，为把中华民族早日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而发愤工作。冯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勤于学习，忠于职守。那时书籍很少，教学条件很差，但是他总是亲自写讲稿，亲自上课，亲自找学员谈话。给学员们的印象很好。他不论是对人对事，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和理论工作者的特有素质。他虽然担任领导职务，又有学识，但是他丝毫没有架子，待人谦和，对同志十分关心和体贴。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人从五分校到学生夏令营去讲课，来回有几十里路程，是骑马去的。课后他有事要先赶回去，他想到我不大会骑马，就让警卫员留下陪同我一起走。果然，在走过一座小桥时，马惊了，我连人带马摔到河里，幸好有警卫员一起，帮助我上了岸，免于一场意外危险。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学者，虽然有着一颗执著追求真理的善良的心，但是命运往往是坎坷不平的。正因为他既不愿看风转舵，又不会阿谀奉承。因此，在极左的路线下，在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时，他在1964年竟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过去在白区和战争年代，条件不允许他对哲学理论作更多的研究，全国解放了，他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多做些研究工作，可是在六十年代以来他所经受的处境，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也是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深刻教训。
总起来看，冯定同志在哲学上的成就和特点，是和他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分不开的。同时，是和他对青年的热爱分不开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写给青年的，他希望青年在人生的起步中，能够有个正确的世界观来指引他们前进。还要提到的，就是冯定的成就和他主观上的勤奋学习也是分不开的。他自幼在生活的逆境中刻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后来又掌握了俄文和英文，能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更多版本。他在三十年代就从俄文和英文中翻译介绍一些进步著作给中国读者。五十年代他和苏联专家交往，不需要通过翻译，可以直接对话。但是就是这样，他在上海解放后，还和孙冶方两人共同请了一位白俄老太太做教师，每天早上上班前去向她学习俄语。
冯定同志的一生，和许多老一代的共产党员及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仍然百折不挠，刚直不阿。看到这本文集，使我看到了历史的纪念和真理的火花，而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他的著作中对于人生的目的、世界观、道德品质、工作作风等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精神文明仍然有着十分宝贵的启迪。
（本报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