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的“生存带”——知识分子心态录之三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知识分子喜与忧

　　寻找新的“生存带”
　　——知识分子心态录之三
　　本报记者　孟晓云
在别的省采访，听说有“星期六工程师”活跃于城市和乡间。这次到广东，得知成立了一个省“星期六工程师之家”，觉着新鲜，跑去转了转。它在广州市荔湾路的一座小楼里，占据了不大的空间，三五个工作人员，拥有1000多名成员。“星期六工程师之家”建于1985年3月，1987年正式领取营业执照，成为民间性的科研经济实体，被称为兼职科技人员的法人。这也是调动智力资源的一种尝试。
我和一些从事第二职业的工程师聊天，了解到他们中有些人是因为在本单位与领导有摩擦，心情不舒畅，为了寻求一种保护，为了实现某种追求而投入“星期六工程师之家”的怀抱。在这里，既可以交流技术和业务，又可以畅开心扉，谈心里话。有一位工程师对我说：他和几位同事想在所里搞经济承包试点，所里领导先是同意，提出一些苛刻条件，他们几个准备拚搏一下，试试自己的能力。后来，所里变主意了，怕他们失败，又怕他们发财，几起几落，几个人的承包设想全部告吹。积极性受挫后，他们又合计着留职停薪，但丢掉“铁饭碗”，并非没有后顾之忧。这位工程师说：“我们住的是研究所的房，现正值单位自筹资金盖房。所里提出，要走可以，但是要求我们承担盖房贷款的全部利息，这个包袱压得我们进退两难。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加入了‘家’，立刻有了一种归属感。”
当社会的变革进程要求知识分子自立自主、选择新的“生存带”，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并承担责任时，不少人显得茫然。
也有的人由于身单力薄。有位工程师诉苦说，搞第二职业是业余的，又靠个人联系，不容易找到项目。开发产品要找人接受你的产品，如果是一个研究所出面，还好说，如果你一人去呢，人家便会对你的可信度产生疑问。退一步说，就是开发了新产品，我也没有信心把它们都卖出去，搞销售我不在行。他告诉我，他谈判了七八个项目，都以失败而告终。而“家”恰恰有一种综合的优势，可以把这样一些科技人员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信息，进行技术投资，帮助他们形成为一股社会力量，尽快地将技术转变为商品和生产力。自“家”成立以来，完成各种有偿咨询服务、开发、承包、翻译等大小项目400多个，还完成了柔顺剂、刹车片、晴雨控制器等多项产品的开发和第六届全运会火炬的设计。
“我们这个‘家’是公开的，但成员大多处于‘地下’，因此，关于‘家’的这篇文章特别难写。”这是“家”的理事长梁保堤的开场白。
梁保堤当过工程师，了解科技人员的心态：
“依我看，科技人员兼职，一是因为待遇低，二是单位僧多粥少，难尽其才。一切由国家和政府包下来的时代已经过去，于是，知识分子看准了一条，坐等和伸手都不牢靠，还是靠自己好。他们有共同的不满，又有共同的追求，就该有共同的行动，‘家’应运而生。”
他向我说明“家”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自身的经济效益，还在于它的社会综合效益。“家”的成员可以委托“家”签订合同；遇到技术难题，“家”可以组织力量协助攻关；遇有对方违约，“家”可以出面交涉。实际上“家”为科技人员业余兼职争得了一个群体地位和法人地位，使他们有了保护人，也有了新的“生存带”。
“家”冲击了人才单位所有等旧观念，促进了科技体制的改革。科技人员通过“家”的广泛交流，提高了自身素质；通过有偿服务报酬的兑现，改善了生活，有了商品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提高了扔掉“铁饭碗”的心理承受能力。
“靠自己”并非没有艰难和困惑。我离开广东后，梁保堤给我写来一封长信，慨叹道：
“兼职明明是政策允许的，科技人员却不愿公开，怕单位知道，怕公开露面，长期处于
‘地下’状态，知识分子的命运说明了什么？”“商品经济不发达，就不可能有科技市场，我们这个非官办、又无工资辅助的技术经营机构也只能惨淡经营。”“我们都希望变革，但前进中的一些事物并非想象中那么美好，真说不清改革的滋味是苦还是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