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文学面临的困境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旅文学面临的困境
　　朱向前
新时期军旅文学第一个十年已成既往，当我们冷静地来回顾与检视时，是否可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说反映当代军旅生活创作的窘迫是不是与作家们的文学观念比较滞固，主体意识比较弱化有关？进而言之，对军旅文学的宗旨或前提作偏窄、浅表理解的文学观念还需要进一步克服。无须讳言，我军的性质、特点、任务及传统等因素规定了军旅文学的两个主旋律：“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一个基本要求：“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这或可看作是军旅文学的“三大前提”。问题是怎样认识与理解。过去我们的理解总是太急功近利而显得简单化，结果使部队创作一度变成了“好人好事”表扬和军事训练宣传，并未起到歌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为部队服务”的作用，与真正的文学艺术更是相去甚远。当然，今天我们对“三大前提”的理解显然是与过去大异其趣了，但是有没有可能由于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仍使我们的艺术构思和价值取向在功利主义的单一和表浅的轨道上作惯性滑行？或者说由于“整齐划一”的群体意识和“去异求同”的深层心理，仍使作家们不能真正地张扬个性与强化主体意识，从而延宕了军旅文学创作新的繁荣与发展？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有的。在此谈点看法。
先谈当代军旅战争生活的创作。
七十年代末打响在南部边疆的自卫还击战，用最初的炮火硝烟淬炼出了刘毛妹、梁三喜、靳开来等一系列崭新的英雄典型，军旅文学的传统现实主义精神从这儿复苏，充满当代意识的军人形象亦从这儿起步。如果说梁三喜们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还只是一种传统道德力量的新形态外化的话，那么，《雷场上的相思树》里士官生们的心灵与行为历程，则表现为一种文化背景比较富于当代色彩的开放的个人品格，为今天民族精神的重建提供了参照。——还击战迄今枪声未停，规模不大却旷日持久，作家们的神经中枢对于它的刺激反应已由敏感兴奋而渐渐转入了麻木疲软，南部枪声的寥落也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寂寞。难道说文学也像打仗，捷足先登者一举攻占了主峰高地，后来者便只能是清扫战场，小打小闹（当然，我们注意到了宋学武、王中才、何继青、雷铎等人对“战争心态小说”和
“战后心态小说”的审慎探索，只是还没有成为一种“气候”；新近又有朱苏进的中篇《欲飞》，从死亡角度切入战争作形而上思考，以死来返观生的意义；还有江奇涛的中篇《杂货店》不作英雄非英雄之类的简单攀比，而力图通过战区生活的原态反映，写出一种簇新的“战场文化”。——“战争死亡”和“战场文化”两个角度无疑是有新意的，但它究竟能提供多大的哲学与审美内涵，则还需要沉淀一段时光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大量的同类题材要么是虚假肤浅的“英雄颂歌”，要么是前此作品中人物、故事、主题的雷同展开。因此，面对南线题材创作的整体水准，我不愿乐观。
战争，原本是军旅文学兴盛的催化剂。它包含着最丰富的历史和美学的内涵，蕴藏着最巨大的生活和人性的内容。雨果、托尔斯泰、萧洛霍夫、海明威等都是这座文学富矿最伟大的探险者。而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只能从中撷取有限的宝藏呢？是不是功利理解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战争观掣制他们只能作出一元的简单的判断与选择呢？其实，在我看来，对任何一场战争都起码可以有三个认知角度。一是功利主义。即从某一政党、某一阶级或某一国家的利益出发，来鉴别战争的性质，如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等等；二是历史主义，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判定战争的意义，这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和第一层面不完全一致。如明显是侵略性的鸦片战争的大炮却轰毁了大清帝国的城堡，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此掀开了中国现代文明史的扉页，这是战争发动者始料不及的；三是人道主义，即从人性的角度审视战争，不妨把战争看成既是人类进化血与火的洗礼，又是社会前进中的巨大歧途，它既展示人性善的辉煌，又呈显人性恶的晦暗，它以杀人来爱人，以毁灭来建设，它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悖论。如果我们能把握三个层面来立体地、辩证地和宏观地揭示战争，就有可能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局限，不再满足于作正义与非正义、英雄与非英雄之类的简单裁判和爱国主义的简单歌颂，也不再仅仅把战场当作演奏“主旋律”的布景，把人物当作演奏
“主旋律”的道具；而有可能对战争作出政治、经济、道德、历史乃至文化和人性的综合把握，在多元的审美价值中完成对人性的沉落与升华、毁灭与重建过程的深层揭示，写出真正的人的英雄和英雄的人，力争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偏窄浅表、单一的功利主义战争文学观念显然影响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拓进。此其一。
再谈当代军旅和平生活的创作。
比较早而又比较成功地揭示出和平时期军人价值的是朱苏进。《射天狼》差不多是第一次把一个军人在没有刀光剑影的环境中的奉献与牺牲表现得如此高尚而真切，袁瀚概括了一代军人在心灵和现实两个世界中的艰难历程。此后，朱苏进更加执拗地倾诉职业军人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而不可得和将对战争的热爱与憎恶集于一身的矛盾与痛苦。《引而不发》把这种倾诉推向了极致，甚至以丧失部分真实性作了代价。等到了《凝眸》和《第三只眼》，原来掺杂在朱苏进笔下的功利观念才更见消隐，而朱苏进式的感悟开始凸显，经由对军人生活的具体写真达到对民族心态的哲学抽象。多少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在阔大空旷的和平军营里，我们似乎总是只见到朱苏进一人的纵横驰骋，虽然不乏群起效法者，但皆不能出其右（大概只有与《凝眸》同时的海波的长篇《铁床》有相当的深度，差可与之比肩），往往是他的一部新作问世，便标示着和平生活军旅文学的高度。问题是，朱苏进犀利的“第三只眼”已经对我们惯常罕见的军人的人性恶和心理负面有所洞察（即或已到了一种可能允许的极限？），那么，他下一步还能向我们提供些什么呢？和平时期军人的无价之价——在把高山般的功劳铺得又平又远的奉献道路上长途跋涉，既没有鲜花，也没有勋章，还要抛妻别子动如参商，还要忍受职业选择与现实矛盾的自我煎熬，默默地消耗着青春、情感和智慧……这就是全部吗？
依我看来，至少还有一个重要层面，那就是和平时期军人蓬勃生命的欲望和青春个性的激情，无时无刻不处在与部队钢铁条律的限定与钳制的搏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人的胜利就是一种自我抑制、自我控驭的胜利，正所谓“自胜者强”。伴随着这种搏击与自胜的艰难与痛苦，浸润在每一个军人的和平生涯里。它既超越与涵盖了“职业军人”情感经历的曲折（像《引而不发》中西单石对战争的渴望与失望等等），也超越与涵盖了
“非职业军人”生活道路的崎岖（像《沉默的冰山》中老杨福驻守高原20年却无法成家等等）。它是属于全部军人的，又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它是关于人的特殊生存状态最一般然而又是最本质的矛盾，它是人性在失衡态中从扭曲努力走向矫正的过程；它表现在和平军人特点中最为普遍也就最为深刻，它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或不理解，因而又最需要作家们给予洞幽发微的观照与揭示。可惜迄今为止，这差不多还是一块隐秘的处女地，并没有多少军旅作家发现了她或准备在这儿辛勤拓垦。或许这又是因为功利主义文学观的眼镜遮蔽了他们的目光？此其二。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军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道德观念以及情感表达等等，与商品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军旅作家们无可奉告。当然，我不想就这种现象过多责难，我倒认为产生这种疏离情有可原。那就是说，当国家走上发展经济的正常轨道之后，军队的地位与作用急剧淡化，虽然同处于一个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但毕竟不在中心不在旋涡里面，他们的反应势必要发生得迟缓一些，而作家们要感受要捕捉也势必要拉开一段距离。在这方面我主张不要操之过急，军旅文学与改革之间一时的疏离应当视为是正常的，甚至也许是必要的。
由于对当代战争与和平两块生活单一的价值取向和浅层的艺术思维，再加上军队与商品经济的相对隔膜等原因，就使得目前反映现实军旅生活的创作陷入平面重复停滞不前的困境。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回避追踪当代军人心灵与行为历程，而出现了如下两种倾向：（1）“向后看”，回过头去写童年生活和历史题材，（如莫言、乔良、张廷竹、苗长水等）；（2）“向外看”，走出军营去写地方题材（主要是报告文学，如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走出神农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等）。我当然无意指责这两种路子，何况对历史题材的重新开掘也是必要的并已取得显著成功；而“走出神农架”投入改革的广阔天地，表现了作家们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对今后更高层次的军旅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积累与深化。但是，当这两种倾向成了主要倾向，尤其当我们把它与其产生的背景（如前所述）联系起来思考时，就不能不给人以某些忧虑。
诚然，战争是军旅文学繁荣的催化剂，尤其当作家们固守以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三大前提的狭隘浅表的理解上，就更容易把一个一个虚幻的所谓军旅文学“新浪潮”的到来寄希望于某场战争的降临与刺激。但是，正如一篇报告文学标题所指示的：《本世纪无大战》，那么，军旅文学今后的出路何在？它又究竟怎样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