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一天》（续篇）——1998年7月26日六家合资企业、乡镇企业见闻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国企业的一天》（续篇）
　　——1998年7月26日六家合资企业、乡镇企业见闻
有比较才能鉴别。前天，本报发表的《中国企业的一天》反映的是大中型企业的片鳞只爪。今天这篇是7月26日记者走访几家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见闻。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论其规模、技术设备、职工队伍等都远不如大中型企业雄厚。然而，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一般地说比大中型企业要高得多。探索其原因，对于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会有好处。
华杰，在黄土高原崛起
清晨7时30分，太原市华杰电子合营公司的职工，就匆匆来上班。公司实行考勤打卡，在自动打卡机上方，写着“严禁代别人打卡，经发现双方都受开除”。
8时整，上班铃响起时，公司职工都在岗位上操作了。表芯工段、总装工段、电脑工段……无人说话，无人串动，只有空调机发出“嗡嗡”的蜂音和悦耳动听的乐曲，只见一双双飞快的手在活动。
这是一家中外合营的电子公司，主要生产电子手表（指针、液晶），有近百个品种，他们最近推出的“十二生肖表”，成为抢手货。公司创办四年来，已生产手表1337万只，创利税1273万元。每年平均每人创造利税19100元。据国家物资局提供的资料，华杰公司的手表产量、销售量，在全国55家手表厂家中排第二位。
9时，华杰总经理崔晋宏召开业务会议。昨天，他们接受了市外贸送来的苏联要4万只电子表的订单，8月份交货。崔总经理向各分部经理安排这项生产，包括要印制俄文说明书。他说：“我们要用信誉和质量，打开苏联的销路。”9时25分散会。华杰的产品70％出口，四年来供外销935万只，创汇599万美元。它的产品曾荣获欧洲共同体、美国洛杉矶、巴西等优秀品质奖。
10时，崔晋宏同香港东洋电子（香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冠杰通电话，外方合营的负责人告诉他，华杰急需的58万块集成电路块已买好，明天空运太原，他正为寻找华杰在广州的办事员而着急。这位办事员叫王虎龙，身兼华杰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司机、海关报关员和材料采购员四职。公司共有职工198人，其中9名管理人员。这里已打破干部和工人界限。人事部经理兼管安全、治安、卫生……工会主席兼党支部副书记。管理人员若不称职，回工段劳动。再从工段民主选拔管理人员。
下午2时，总经理崔晋宏同分部负责人对1987年7月14日至1988年7月14日期间，累计请假超过30天的23名职工逐一分析，研究。崔总经理提出：要从爱护人出发，作深入调查，提出对策。20名累计请假超过一个月者，执行试用期三个月，累计请假超过三个月的三名，执行试用期六个月。事后，我问人事部经理：“这么办，是不是过于严了点？”他说：“制度只有一个，一有灵活，就无法执行。”
华杰实行“共患难工资制”。工资中一部分叫“钢性”工资，即在正常情况下保证职工基本生活需要，一部分是“弹性”工资，是企业利润逐步提高，在超常规情况下对职工劳动的报酬。一旦企业经济困难，可以调整和取消“弹性”工资，这就叫“共患难”。职工月平均工资190元左右，最高达400元上下，最低100元上下。表芯工段的武秀华对记者说：“企业处处为工人着想，工人也时时为企业操心，企业就越办越好。工人工作间安空调、电扇、电离子发生器……生怕工人中暑，为工人创造一个清凉世界。而经理办公室只有一台电扇。就这点，工人没有不感动的。”
下午6时10分，业务部送来当天的生产、经营情况。生产电子表22000只，总产值67750元，人均创产值356元。当日销售电子表23558只，当日收入77000元，创造利润3610元。
华杰，按照它的轨迹在运行……　（王艾生）
紧张的“福万”
整洁美观的厂房，宽敞明亮的车间。这是合资企业中国福万（福建）玩具有限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
工人工作紧张，生产秩序井然，是我走进车间之后，产生的第二印象。只有12个工人的金型课担负着新开模具和修理旧模具的任务。在这里，车工聚精会神地加工零件，钳工全神贯注地推拉锉刀。这边几个人围着一块模具在商量着什么，那里几个人埋头修理模芯，个个专心致志。
塑料成型课与金型课一门相通，这里有19台全自动注塑机。一个工人要看四五台机，注塑机上方有红黄报警灯。机器出了故障或原料使用完时，会自动报警。尽管如此，工人仍不时地拿起注好的塑料件认真检查，一旦发现毛病便立即调整计算程序。
组装流水线的工作是快节奏的。坐在缓缓传动的传送带两边的女工，从身后的运转箱里取出塑料件，迅速地组装好自己分工的部件，立即放到传送带上送给下道工序。没有人讲话，没有空他顾，更没有一秒钟闲暇。她们的手上下翻飞，如同有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部件牵在一起。传送带边只听见窸窸窣窣插装部件的声音，电动螺丝刀旋转的“呜呜”声和传送带终端装箱打包工人扯明胶带的“嘶嘶”声。整个流水线如同运动场上的接力赛，哪个稍慢一点，就会影响整个流水线的工效。
时值盛夏酷暑，除流水线车间有空调外，金型课里热浪灼人，塑料成型课里十几台100多摄氏度高温注塑机辐射着热气更使人透不过气来。可是，没有人找地方乘凉，也没有人串岗。这里似乎没有可乘凉的地方，也没有串岗聊天的场所，置身于这样的紧张生产的氛围里，任何偷懒行为便显得与这种环境极不协调。　（张铭清）
进不了现场的采访
地处武昌县的鄂美种猪场，是湖北省牧工商公司和美国猪种改良公司（PIC）合资经办的企业。早就听说，这家公司的美方经理管理非常严格。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是一次没有预约的采访。
顺着一条曲里拐弯的通道我往里走。
“不能进，不能进。我们进来都要洗澡。”我这时才看到“通道”上全是淋浴喷头。我狼狈地退了出来，一肚子不高兴，进中科院的实验室也没有这样难！隔着铁栅栏，我望着排列有致的猪舍，听着远处传来的猪的嘶叫，心里充满神秘的感觉，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工人们怎样工作？
“在这里干活怎么样？”我拦住几个刚从淋浴间走出的工人。
“像押宝。干好了大家都有好处；干不好，一发猪瘟，整个猪场就要毁灭。这里可不像国营猪场那么旱涝保收。”一位原来在国营猪场工作过的中年人说。
“跟国营猪场比，哪个好？”我进一步追问。
“要图舒服，还是国营好。国营猪场一天顶多干两小时。进场把猪食倒进槽里就不管了。高兴时扫扫粪便，不高兴时找个地方看小说聊家常，再不就回家做家务。反正每月工资也少不了一分。现在可不行。上班要全身冲洗，换上消毒的工作服。一进场，查情配种、喂食、做清洁，一环扣一环，一点不能马虎。现在七个小时可是真干。”
“场长也干活？”
“怎么不干？我们这别说场长，就是美方总经理也一样掏猪粪。一个萝卜一个坑。场长、技术员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坐办公室喝茶看报在这里可不行。”
有人还告诉我，刚建场时，有一位中方副场长以为也跟别的单位一样，可以坐办公室。美方总经理不高兴了，没有训斥，只是不理他。这位副场长终于觉得这里不好混，走了。
谈着谈着，副场长许峰从浴室走出来。他邀我到食堂去谈。他告诉我，他1982年才从农学院毕业，曾在一个国营猪场干过，去年自愿调到这里来。他想在这里长期干下去，爱人也一起来了。他说，工人的工作定额是经理、场长、技术人员一道工序一道工序测算出来的，有多少工作量才安排多少人，谁想偷懒就做不完。
场长请我共进午餐，作陪的是几个年轻小伙子。一打听都是搞技术的，瘦高个还是北京农大遗传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哩！
“这里干就像干，玩就像玩。不像国营企业干也没干好，玩也没玩好，真没劲！”我还是想着看猪场。“让我进场看看吧，按规定洗澡还不行吗？不看现场，我怎么写稿呢？”我再次试探。
“不行！”几个年轻人几乎异口同声。“没有公司的批准，我们无权让您进猪场。”他们是友好的，但脸上带着几分歉意。
（龚达发）
“一厂一制”与“秦联公司”
这的确是个奇迹：位于古城西安东郊、仅有400人的合资企业——秦联棉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拥有近万名职工的西北国棉五厂相比，它的年产值仅是五厂的1／9，而其经济效益则是五厂的一半！去年，人均上交利税和创汇竟分别是五厂的6.1倍和7.3倍！
7月26日清晨，记者驱车来到离城10公里的纺织城。驻足西北国棉五厂大门，记者看到身着五颜六色衣裙的女工们正三五成群地向厂区涌来。
“秦联公司”是五厂与香港伟威有限公司合资，利用原东织布车间的一半场地兴建的。打眼望去，“秦联公司”与五厂唯一不同的是，“秦联公司”织布场地上，安装了30多台新添置的剑杆织布机。
织布车间数百台织布机震耳欲聋。在一台进口剑杆织布机前，记者问一位年轻女工：“看来，你们的工作挺忙的。压力大吧？”
她回答道：“我们的压力并不大。”她怕记者听不清，就贴耳大声说：“我们的劲远没有掏尽哩！按规定，我们每人要看8台新车，可现在只看3台。我们并不想在车间转悠，而是厂方生产不正常，再说，我们干的再多，贡献再大，奖金撑死也不过12元……”
那，经济效益为什么这么好呢？记者来到公司办公室。公司生产部统计师魏显明对记者说，公司是全国第一家纱布直接出口的合资企业，由于信息灵，经营活，能根据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组织生产，因此，去年开业头一年就创汇613万美元，实现利润1113万人民币。今年上半年创汇和实现利税又比去年同期提高50％和2.5倍。现在问题是，虽然在所有制上是“一厂两制”，而生产管理实际上却是“一厂一制”——按照国棉五厂的管理方法进行代管。国棉五厂虽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在分配上却怕合资企业与国营企业拉开档次。这就形成了新的平均主义，无意中影响了合资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国棉五厂和“秦联公司”的领导有他们的难处：“秦联公司”毕竟只有400名职工，与全厂近万名职工相比，仅仅是个少数。如果分配拉开档次，会不会引起大多数职工的不满？职工涌向“公司”怎么办？这个问题已引起“全国优秀企业家”、五厂厂长兼“秦联公司”总经理应治邦的思考。他对记者说：“合资企业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职工待遇应该高些。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合资企业中也要引进新的先进管理方法，深化改革，把高待遇与高效率、高贡献真正挂起钩来，让人既眼红，又怯火！”他感慨地说：“现在公司效益虽然好，但仅仅是个开头，大有潜力可挖！”　（孟西安）
小巷深处一小厂
成都粘印包装厂原来是一家只有40多名老太婆、全部家当不足6000元的街道小厂，不几年功夫却变成了拥有电脑照排、“海德堡”等先进印刷设备和数百万元固定资产的彩印包装厂。今年元月，厂长夏朝嘉又以该厂资产作抵押，承包了全民企业——市属第三工业公司，成为不少报刊津津乐道的“小鱼吃大鱼”的新闻。
7月26日一大早，我冒雨来到小巷深处的这个厂。
厂房陈旧，少部分还是工棚。不过，在陈旧的车间旁已矗立起一幢新修的三层楼厂房，目前正抓紧安装玻璃和装饰内墙。
印刷车间一片繁忙的景象。我来到钢线压痕机旁，与正在紧张压制香烟包装盒的许国富交谈。他今年29岁，腿有点残疾。我问：“你每天要压多少张？”答：“定额6000张。”“能完成吗？”“抓得紧点，8小时可压8500张。”“完不成怎么办？”“完不成罚，超产给奖。”“你每月能拿多少超产奖？”“150元左右。”“你的基本工资多少？”“72元，加各项补贴104元。”“那你奖金比工资还高啊！”他高兴地一笑，干脆把机器停了说：“我每月可拿到二百五六，只能算中等。老实说，在这里工作我很愉快，调我到国营大厂去我还不愿意呢！”
该厂的工人都很年轻，女工不少。夏厂长认为，彩印包装行业是新兴工业，只会糊纸箱的老太婆是掌握不了电脑设备的。于是，1983年他大胆决定，凡年满45岁的工人，统统退休，享受全民所有制工人退休的同等待遇。这样一来，工厂职工的年龄从原来的平均54岁，降至目前的32岁，虽然工厂的“包袱”重了，但职工队伍的素质提高了。1987年，220多人的小厂，产值达619万元，利税达109万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4％和91％。
我来到厂长办公室。身体壮实、戴着宽边眼镜、蓄着一把喇叭胡的夏厂长，正与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供销员谈话。夏厂长果断地说：“如果调查结果你真的没有打着我们厂名义替别厂拉生意，那我很高兴；若有，我对你决不客气！你要砸我们厂的饭碗，我首先要砸你的饭碗！”
不多时，贵州青松卷烟厂孟厂长来审查印制香烟包装盒质量问题。爽直的孟厂长对记者说：“这个厂真了不起，厂房目前虽然简陋，但管理得井井有条；设备、条件虽比不上国营大厂，但印刷质量超过不少国营大厂，同时，价格合理，服务周到，我们都乐意跑到这小厂来订货。”
夏厂长摇手说：“过奖了！质量第一，服务第一，这是我们的宗旨。”
（罗茂城）
乡镇企业浮现“国营影子”
8点差5分，我走进上海梅陇阀门厂。看到上班的工人掏出一张浅蓝色的考勤卡交给警卫室的值班人员。看来，这家乡办企业上下班制度是挺严的。
来到独立核算的锻工车间，第一个向我打招呼的是车间主任徐明昌。他40刚出头，厂里人叫他“阿昌师傅”。他这个车间今年要上缴利润18万元。上半年已完成84％，我开玩笑说：“看来，今年你要发财了？”“阿昌师傅”笑哈哈地摇摇头：“油水不大，基数定高了。”
在党支部办公室，我见到了副书记、代理厂长许甫高。他比阿昌师傅小12岁，在电视大学学过企业管理。据他介绍，这个厂是1958年办的，现有职工298人，固定资产200万元，今年计划利润108万元。经过多年的努力，厂里生产的安全阀已得到了国家颁发的许可证。现在的问题是，厂里对开发新产品考虑不够。虽然紧靠华东化工学院，却多年来没有交往。厂里工人每月收入多的300元。但工人感到刺激不大。原因一是年轻人吃穿都靠父母，没有负担，并不看重厂里给的钱；要捞钱，机会有的是。二是地处市、郊交界，征地频繁，随时有进国营企业的可能。有人认为，大厂福利待遇好，名誉好听，大锅饭、铁饭碗还是有吸引力的。几年来，金工车间已走了45名老工人，技术好的车工几乎走光了，连厂里花了4000多元钱送到大学培养的2名大学生也走掉了。
接着，小许带我到金工车间，这是生产安全阀的主要车间，站在车床边的是清一色的青年，其中近半数是姑娘。
午饭时，我谈了一个看法：这个乡办厂已具有国营厂的架子，有固定的产品，不愁销路，但缺乏乡镇企业应有的活力。阿昌师傅和许甫高都同意这个看法。
梅陇阀门厂有14个科室，管理人员44名，占职工总数的14.7％。下午在厂长办公室，我问技术副厂长俞品达和厂办主任陆永高：“这么多科室是否真有必要？”他们认为，大多是必要的，因为厂要上等级，要经得起上面检查，缺了哪个机构也通不过，有的科室是为了对上级的口才设立的。他们还说，上面只是要我们设机构，从来没有通知撤销过某个机构。
在交谈中，他们又谈起了办总厂的事。去年7月，乡领导决定成立梅陇阀门总厂，除了阀门厂外又招入了两个分厂，拖了一年，上级没有批准，总厂只是个空架子。这么一来，在乡工业公司下又增加了一层机构，对乡办企业来说，又多了一个婆婆。离开梅陇阀门厂，我脑子产生了一个印象，这家乡镇企业里处处能看到国营工厂的影子，这也许并不是好的兆头。
（萧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