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同一起跑点上竞争——上海企业界人士对话录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改革话题

　　要在同一起跑点上竞争
　　——上海企业界人士对话录
　　本报记者　章世鸿
记者：日本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调查部长小林实在多次来华考察后，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企业提高效益不是靠改善投资管理，而是靠谋求各种新的优惠和补贴，企业盈利并非是企业努力的成果，而是靠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原料低价，产品高价”，加上长期投资利率太低，因而必然出现“投资热”，而企业效益却不高。他说，企业没有竞争和破产的压力，经营亏损可以得到政府救济，这样的企业不会有前途。他认为提高企业对物价和工资上升的承受能力，必须坚决贯彻“没有效益就不能增加收入”的原则。这个报告在7月18日《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后，引起企业界的关注，有各种议论。应该说，这是国营企业存在的一个大问题，看来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关键性时刻，否则改革无法深入。我们很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李文华（上海电机厂厂长）：小林实的报告，我读了，很有启发。但中国的企业有多种情况，有的经济效益高，有的很低，管理水平也有高低。不能不承认，上海许多企业的经济效益是好的，在国内是领先的，当然，这是就国内比。现在的问题是缺少平等的竞争机制，这样，落后企业混得下去，先进企业可能变为落后。现在，越是效益高的企业负担越重，而效益低的反而比较轻松。就我厂来说，1982年至1986年每年上交国家税利递增率是23.5％，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2.5倍。但我们的负担很重，主要是税收太重，而且五花八门的税款又太多，企业感到吃不消。乡镇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在内部机制上比我们强，我们应该学习，但他们对国家的负担要比我们轻，这也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国营企业应该为国家多作贡献，这是对的，但竞争也确实不在同一起跑点上。越是经济效益高的，条件越不利，而不是更有利。
程介禄（嘉丰棉纺织厂厂长）：企业依赖国家，争补贴，争优惠条件，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我认为，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企业不图上进，内部机制混乱，向上伸手，躺在国家身上，这样的企业确实有，使国家负担加重，收入减少。小林实向我们敲敲警钟，我以为是大好事；但也有另一种情况，企业内部机制是比较好的，但政策不合理，你不去突破一下，也没有办法。我们厂是出口大户，产品在国外有声誉，但外贸体制不合理，出口多，无利可图，而且还亏损，职工没有积极性。后来我们争取了一下，改为代理制，现在我们自己进入国际市场，根据国际市场需要组织生产，这两年税利大增，对国家贡献也比过去大，这是事实。应该说，国家也确实在让利，给企业增添活力和后劲，我们这两年上交的税利比重下降了。1986年是2∶8，1987年是2.5∶7.5，国家增收，企业得到的好处也在增加，这样我们有实力可以放手干。我以为，争取国家优惠条件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企业自身要争气，要拿出高质量产品来，要有竞争力，否则即使让你进入国际市场，你也无法打开局面。
但我也要指出，一个企业出了名，麻烦就来了。有的领导部门看我们收入多，就来搞“平调”，用一种借口减少我们应有的收入，其理由无非是国营企业是国家的财产，我调用你一部分收入，这是可以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企业的收入无法保障，“大锅饭”将永远吃下去。其实国家给后进企业的补贴是从先进企业那里拿去的，所以，实质上是先进企业在背后进企业的包袱，国家并没有得到好处，因而，我总认为许多企业效益上不去，先进企业也很难翻身。上海许多企业对这一点有很深的体会。
戚德林（上海手表厂厂长）：我也认为，企业需要建立平等竞争的机制，只有竞争，才能推动企业进步。现在搞平均主义，甚至在政策上保护落后，压抑先进，这对先进企业不利，对后进企业的进步也不利。我们厂的经济效益在全国手表行业中是领先的，可是我们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的设备非常落后，900台机床都在带病运转，可怜得很。现在全国手表行业竞争激烈，不少手表厂是亏损的，但地方上采取保护政策，因为这些厂过去有贡献，如果垮台了，全厂职工吃饭成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倒闭，是无人过问的。社会主义国家能这样做吗？在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前，也只能维持。这就是“大锅饭”的根源之一。
我同意嘉丰厂的意见，企业应该有奋斗精神，力求不靠国家吃饭。去年我们也面临危机，那是因为上级的分工不合理，规定我厂重点生产男表，而市场上却是女表畅销，后来我们争取了一下，同意我们增产女表，我们日夜苦干，很快增加女表生产线，结果一年内女表产量猛增数倍，全厂形势大变。这说明，事在人为，企业应该有志气，在困难面前不动摇，力求从企业内部改善机制，千方百计改善经营，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乡镇企业学习！他们有这种精神。我以为，目前我国手表行业面临新的转折点，对一些企业来说，光靠保护、维持是不行的，宜抓紧调整产业结构，打入国际市场，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打开新局面。
张海龙（上钢五厂副厂长）：我国确有不少企业内部机制上问题多，效益低。我们主张在困难面前要“眼睛向内，手心向下”，即从内部挖潜力，到群众中去想办法，而不是依赖外部条件，向上伸手。但企业的问题，有时同宏观上决策失误有关，如在兴办企业上可行性研究往往缺少科学性，盲目布点，事后困难重重。有的钢厂盖在缺水的地区，企业的难题就多。此外，原材料价格失控，目前也给企业带来极大的困难。上海过去没有亏损企业，这两年，不少企业消化不了，造成亏损。产品价格上各地政策不同，这给大小“倒爷”钻了空子。上海许多产品价格低于外地，因而商品大量外流，国家、企业、消费者都没有得到好处，“倒爷”发财，这就造成社会不公平。对于物资分配，不怕渠道多，而怕中间环节多，目前中间“剥削”厉害，上海要花极大的代价才能买到高价原料，这对振兴上海极其不利。这个问题不解决，必将引起一系列严重问题。
李文华：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在原材料短缺的情况下，我认为完全放开价格是不好的，对一些原料，对重点企业，还应实行计划分配。现在原材料猛涨，有的是人为的，并非价格调整中必然产生的现象。
张海龙：这一点在钢铁行业十分突出。现在一方面钢材非常短缺，而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库存饱满，现在库存钢材估计有2500万吨之多，这种怪现象怎样产生的呢？除了有一部分品种不对路外，多数是囤积居奇，等待涨价，“发改革财”的大有人在。
钱佩勇（上海无线电四厂厂长）：有的企业热衷争补贴，我看也是宏观上管理太松造成的，问题在于上面肯给钱。我以为，解决这个问题，政企一定要分开，如果企业是政府的附属品，那么，谁善于走上层路线，谁就沾光多，得利多。领导部门要为企业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让企业自己去闯天下，迫使企业进步。国外的企业竞争力强，还不是靠市场竞争逼出来的。要改变“鞭打快牛”的办法。反过来，应是鼓励先进，鞭策落后。实行承包制后，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但仍然有待进一步采取措施。
铁饭碗问题也有待解决。企业职工素质不齐，厂长不敢辞退工人，甚至不敢拉开工资差距，无非怕闹事。广东的情况较好，就业渠道多，工人流动已成习惯，因而企业的劳动纪律比较好些。乡镇企业也能如此，有一支“后备军”，因而劳动生产率高。
邵健（上海企业家俱乐部主任）：上面一些企业家的发言确实反映上海许多企业家的意见。四年前，我们成立这个俱乐部后，经常举行这样的对话会，为领导决策提供信息、作参考。俱乐部的理事长都是上海企业界权威人士，他们认为小林实的建议值得重视。为加强宏观管理，需要有大批人才。现在企业人才少，宏观管理人才更少，需要大力培养、招聘、提拔。在我国广大内地，这个问题更突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非有一批宏观经济管理人才才能做到。
记者：紫阳同志最近多次指出，要抓好国营大企业内部机制改革，提高经济效益，增强财政承受力，支持价格和工资改革，并把竞争机制引进大中型企业。据我们了解，上海的企业正在朝这方面努力，锐意图进。上海在这方面能起带头作用，将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这次对话会就开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