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的记录和历史的见证——写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即将出版之际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事实的记录和历史的见证
　　——写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即将出版之际
　　李侃
在整个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民族灾难中，没有哪一次比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更巨大、更深重了；而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也没有哪一次反侵略战争比这次反侵略战争付出牺牲更多、代价更大，而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时光流逝，风云变幻。现在，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已经将近六十年；距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也已经五十多年。在战后的四十多年间，中国、日本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时代的前进，世势的变迁，时间的推移，都不能湮没历史。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历时14年、空前规模的侵华战争，曾把亿万中国人民投入苦海，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进深渊。它给中日两国人民都造成了灾难，也给中日两国人民都提供了惨痛的经验教训。中国有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这段历史，严肃地科学地研究这段历史，不但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也都会从中得到教益，对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侵略战争中身受其害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可贵，才能真正理解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世界的历史主流。
深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也同研究任何一个历史过程和任何一种历史现象一样，一个必不可缺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然而弄清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像历时14年之久的日本侵华战争这样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等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实，要具体地弄清楚，更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劳动。因为有许多事实真相，被侵略的决策者有意地隐匿起来，或者用人为烟幕掩盖起来，或者加以种种粉饰和歪曲。因此，发掘、清理、鉴别、核实历史资料，就成为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是因为资料分散，搜求不易，或者是由于工程浩繁，望而却步，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于从1931年到1945年这一时期的日本侵华的历史，还没有一部比较全面、比较系统而又具体翔实的资料出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三个单位决定利用各该单位所藏档案的有利条件，调集了一批专业人员，又取得了一些史学专家和有关单位的支持，通力合作，着手编辑一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这是一部大型的系列档案资料丛书。全书计划编成15册，按专题分卷，共约800万字。已经确定的专题有：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洲国、汪伪政权、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历次大惨案、日伪在东北的法西斯统治、日军在华北的“大扫荡”和在华东等地区的“清乡”、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与毒气战等等。其中《九·一八事变》和《细菌战与毒气战》将于年内出版。今后每年可出二卷至三卷，大约用五、六年的时间，可以出齐全书。
这是一部资料价值很高的书，它所披露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从未公布过的档案。因此，也可以说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1931——1945）必备的第一手资料。
说到日本侵华的档案，应该说现存档案已经很不完备了。因为日本侵略者在战败投降当时，为了销匿罪证，已经烧毁了大量档案。然而，侵略时间如此之久，波及的方面如此之多，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如此之广，而侵略的手段又层出不穷，企图用一把火消弥全部侵略罪证，当然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各地的一些档案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但仍收藏着相当数量的档案，而且还有当年日本战犯和傀儡政权重要头目的亲笔供词。因此，把现存档案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所留下来的文告、协议、各种各样的情报材料、电报，以及中日交涉的有关文电等等加以分类排比，再用战争罪犯的供词加以印证，一幅比较具体清晰的侵华历程表和一幅用火与剑宰割中国的血腥历史图卷就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这部档案资料中所收录的战犯供词。现在这些当年的战争罪犯，或者早被释放，或者已不在人间，但是他们在供词中却相当真实而具体地留下了不可代替的侵华记录。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供词中，虽然有许多侵华战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流露了悔罪的表示，然而却很少有抽象的“检讨”和表示“认罪”的文字，供词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他们参与侵华的具体事实，有些简直就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回忆。例如，河本大作这个人，人们都知道他是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和主持者。自从步入日本军界不久以后，他的整个一生可以说与侵华活动相终始。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先后以日本派遣军参谋、参谋本部随员、公使馆武官等身份，多次在我国的汉口、成都和北京等地搜集军事情报，并插手和帮助谋划军阀之间的争夺混战。1927年7月作为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参加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这次会议的基本内容，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及关东军首脑、驻北京公使、驻奉天总领事等，密谋策划如何解决“满蒙问题”和怎样对待张作霖及其军事力量问题。后来由于关东军对田中内阁的侵华动作“迟缓”深感不满，独断作出炸死张作霖的决定。当时身为关东军大佐参谋的河本大作就主动参与并且直接指挥了这一罪恶行动。1930年以后，他虽然脱离了日本军界，但是仍然一直活动在关东军和日本在伪满和山西的重要侵华经济机构，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之后，他仍然与阎锡山互相勾结，并担任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又实际操纵战败后在华日军的所谓“残留活动”。另外一个与河本大作情况大致相同的佐佐木到一，此人从1918年就参与了日军侵略我国山东省青岛的活动，此后十年间，先后在广东、北京、南京等地，以日本参谋本部参谋、驻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日本与南京政府联络官的身份，以各种手法，搜集中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军人高级间谍。以后历任伪满洲国军事部顾问、日本侵华军的旅团长、师团长和宪兵司令官。像河本大作和佐佐木到一这类人物的供词，就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记载的日本侵华“内幕”情况和具体事实。当然供词在某些细节上也可能不那么完全准确，但是把许多供词和各种档案材料、文字记载对照起来看，事情的真相就比较清楚了。
远的不说，从1894年到1945年这整整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从1931年到1945年这14年的中日关系史，铁一般的事实表明，就是一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不但身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记忆犹新，创痛未愈，而且往事历历，文献俱在。不忘历史、正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和创造未来。和平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不可逆转的意志和潮流。任何出于不利中日两国友好的动机，以各种借口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否认侵略、篡改历史的企图，都是妄图一手遮天的徒劳之举。既成的历史事实，绝对不会被人造的谎言所改变；昭然在目的历史是非，绝对不会被别有用心的篡改所颠倒。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清醒而理智的，这种清醒和理智来自现实，也来自历史。难道酷爱和平、致力于发展的中日两国人民，能够容许给他们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重演吗！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对中日两国人民，都是生动的历史教材。它的编辑出版，将会受到中日两国以及世界有关历史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关注。因为它会大大充实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并且有助于加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