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艺界展开对贪污浪费分子的斗争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北京文艺界展开对贪污浪费分子的斗争
北京文艺机关团体中的围剿贪污分子的运动已猛烈展开。从已经揭露的事实证明：文艺界某些干部严重地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仅表现在错误的文艺思想上，表现在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上，而且还表现在卑劣无耻的贪污行为上。
中央戏剧学院所属歌舞剧院管弦乐团协理员杨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人民艺术工厂厂长刘岘等是其中明显的例子。杨培出身于地主家庭，一九三七年混入党内（现已被开除党籍），过去曾因贪污受过党的处分，但他并不悔改。入城后，在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下，他更变本加厉地继续他的贪污罪行。他利用经手购买乐器的机会，用造假单据、盗卖等种种办法进行贪污，有些乐器竟重复报账数次。各地文工团托他代买乐器，他没有一次不从中贪污。公家的许多乐器被他盗卖。在反贪污运动中，杨培不但拒不坦白，而且滥用职权，压制民主，破坏运动，并和商人订立“攻守同盟”。经群众揭发、检举，他也只是承认了一部分贪污事实，态度极其狡猾，拒绝彻底交代。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化部召开的两千多人的反贪污斗争大会上，群众一致要求将杨培送法院制裁，北京人民法院的代表接受了群众要求，已将他逮捕法办。
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教员的木刻家刘岘自
一九五○年三月担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所属人民艺术工厂厂长以来，已堕落成像一个不法的资本家。他压制民主，辱骂工人；将全国总工会规定的女工产假五十六天擅自缩减为四十天；并百般阻挠该厂工人建立工会和青年团。他更像不法资本家一样伙同该厂行政科长王卓君（刘的妻子）偷漏税款，欺骗顾客，牟取暴利，从中贪污。他们曾采取不入账的办法，偷漏了大批所得税和营业税；曾假刻“章记修理所”图章，假印该所单据，少缴了大批手续费。在一年零三个月中，该厂漏税就在八千九百万元以上。他们曾将低货高价出售，欺骗顾客；曾假造修理费单据，欺骗寄售者。在该厂全体职工的要求下，刘岘和王卓君已被停职。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供应社在一九五○年曾承做西北、华北解放纪念章，和有关机关议定每一两黄金镀纪念章四千枚，但实际每两可镀六千枚左右。该社负责人竟布置数人偷窃黄金达二十余两。对于这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该社竟采取了卑鄙不法手段牟取暴利，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一九五一年庆祝国庆节，该社参加了布置天安门会场的工作，也虚报工料，牟取暴利计三千余万元。一九五○年他们承做中国参加德、波、捷国际展览会的展览品及布置工作，因日期短促，任务急迫，向展览会筹备会预支四亿元，订明工作结束后实报实销。结果，工作的实际成本计一亿七千三百五十多万元，却以报假账方式多报了一亿五千多万元，图将四亿元全部报销。中央贸易部不认可，美术供应社派干部百般狡辩后，只退回了四千三百万元。一九五○年该社买铜一批，以涂改单据、造假账的方法，偷漏税款达六千万元。这些违法贪污事件绝大部分都应由美术供应社社长吴劳负责。
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贪污、浪费现象也是很严重的。行政处总务科员王权国，在修建工程中贪污共一亿八千多万元，现已逮捕法办。音乐科的作曲者雷振邦，他父亲是个汉奸，他隐匿敌伪财产，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元之多。新闻摄影队见习摄影师金鵄，是个共产党员，在西北摄影区队任区队长期间，竟盗骗党的宣传费用五百万元。制片部门，偷盗国家电影器材，如偷胶片，偷药料，偷真空管等现象也很严重。如李进臣盗窃大小放映器材和无线电器材数百件，价值九千六百多万元。
该厂所属新闻摄影队，动用公款，沾公家便宜，虚报车费，虚报补助费，享受双重供给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过去摄影师拿公家的胶片私用或送人情，被视为“合法”行为。
该厂拍摄纪录片，因事先无计划，或事先计划不周密，或工作人员的劳动态度不够认真等原因，以致造成返工浪费，据初步估计损失胶片价值将近三亿元。去年七月，在长芦盐区拍“富饶的盐产”纪录片时，正值盐场休息，但为了要拍一个丰收的大场面，便动员了二百多工人，还有一个文工团，布置了一个大场面。为了拍摄出盐的镜头，把一百吨制好的盐，重新倒到盐池里去。当时工人主张少倒，但拍摄人员坚持全倒，百吨盐全倒入水里后，被工人们抢救出一半，不但损失五十多吨盐，也耗费了六百多个人工。制好的盐倒回盐池后，盐池里的水如再制成盐，味会发苦，色会变黑，不能食用。故原来盐池里的水需要放回海里去，再放新的海水进来，这样又要浪费人工六百个，这次损失的数字是难以估计的。在同部片子里，为拍一个文工团演戏，表示庆祝盐的丰产的镜头，重新布置舞台，人工不算，用布七匹，拍了四个镜头，最后还是拍坏了。为了拍一个献花的镜头，特别从芦台坐火车到天津去买一束花。
在电影导演人员中，普遍存在着缺乏珍惜国家资财的观念，把艺术工作和经济工作截然分开。有的导演甚至认为作艺术工作是清高的，最好少管钱财或不管钱财。对于摄制一部影片的实际预算、支出和决算，概不审核和检查，把一切应负的经济责任完全推给剧务主任或副导演，甚至把自己的图章也交给剧务或会计，即使在发票上盖个图章也认为是麻烦事。有的导演喜欢用大布景、大场面、以及追求服装、道具的豪华；有的怀着个人目的，想一举成名，把一部教育短片或故事短片硬拉成为长片；有的粗制滥造，摄制草率；有的计划不周，返工浪费。据该厂导演室重点检查“走向新中国”一个影片的浪费，仅现金一项即达该影片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计九千多万元，其他器材、物资的浪费尚不在内。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两年以来，演出方面因事先缺乏周密考虑，在布景、服装、道具上有很大浪费，有时把弄好的布景拆掉重搞；有的服装做好不合适，重新再做，浪费达四千八百多万元。交际应酬、请客吃饭，成为风气。连本机关的干部下乡参加土地改革也要请客欢送，从外面工作回来，又要请客欢迎。仅一九五一年就浪费了一千一百多万元。与此相联系的现象，是对于思想领导的忽视，尤其缺乏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英雄的母亲”和“太阳光下的星期天”两剧的流产，就是明显的例证。在审查剧本时，审查者对“英雄的母亲”一剧所包含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采取迁就、妥协的态度，予以通过。为了排演此剧，编导、演员曾到上海、天津工厂去体验生活近两个月。当工人对这个歪曲工人形象的剧本提出尖锐的原则性的批评后，才只好停止排演，为此浪费了八千多万元。据初步统计，两年以来在演出、请客、修建等方面共浪费了二亿三千二百多万元。
青年艺术剧院吃大公，肥小公，积压了大量物资、器材，在资金积压上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为了肥小公，他们拚命往上级机关要钱，在剧院刚一成立时，在三个月中共吃了三百三十个人的空名额。预算用不完的钱，也不上交，而购买布匹存起来，现在积压的花布、白布、绸子等有二万五千六百一十二尺，价值一亿二千六百多万元。乐器的积压也是惊人的，除乐队里的每个人能分三件乐器以外，还剩二百四十七件，价值一亿一千八百多万元。演戏用的灯泡、灯光纸等积存的也很多，现存的东西价值三千七百多万元，即使每天演戏，估计也可用三、四年之久。最严重的是去年向私商庞荫环订制一个电闸板，当时交了订货现金一千万元，至今已十九个月尚未交货。但为了向上级机关领取此项经费，在青年艺术剧院向上级报销的单据里，却有伪造的已交货的单据。这是一种欺骗行为，是把国家的资金，交给私商庞荫环作流动资金使用。据统计，该院两年来共积压各项物资总值三亿三千七百多万元。
除此之外，该院所属的“文化列车”从东北和南方开回北京时，竟私运大米二万零七百多斤，葡萄酒二百六十四瓶，啤酒七百二十瓶，违反铁路规章，偷漏运费。这些葡萄酒大部分是请客喝掉了。该院所属的农村服务团，到延安放映电影时，违反铁路规章偷运了禁运品汽油。
该院行政处，业务保管室，乐器、灯光方面的偷窃、盗卖的贪污现象也是很严重的。
在修建工程方面，不法私商与该院行政处总务科副科长冯世祥等人勾结，以小工充大工，偷工减料，房子刚盖起来就漏雨，楼板裂缝，屋梁弯曲。返工重修是经常有的现象。冯世祥、刘俊民等贪污、受贿，使国家资财遭受巨大损失。
该院所属青年宫的某些卖票、验票工作人员，用种种办法在戏票上贪污。如吃回笼票、吃包场票，卖重票等。还有本来是卖的个人票，但把个人票放在一起说是团体票，从中贪污折扣部分。这种吃票的贪污现象不是个别的。许多电影院、戏院如首都、胜利等电影院都有类似情形。
以上种种事实，证明北京文艺机关团体及其所附属的文化企业中，贪污浪费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有些干部已经堕落成和盗骗国家资财的奸商毫无区别。北京文艺机关团体正在更深入、更猛烈地展开斗争，围攻贪污分子，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