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回归的新态势——从近年来部分小说谈起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现实主义回归的新态势
——从近年来部分小说谈起
王干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实主义在中国曾经被扭曲。新时期文学在1980年前后出现过现实主义回归的契机，当时以高晓声为代表的一批“归来者”作家在突破旧的文学樊篱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但由于旧观念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定势，以至于一些人把《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这样充满浪漫倾向的理想主义赞歌和王蒙的具有现代小说形体的《蝴蝶》，也与高晓声的小说混淆在一起，统称为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收获。这似乎模糊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丧失了一次认识和发展现实主义的良机。
今天，文学创作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阐释和界定现实主义的契机。这便是一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的再度出现。因此从近年来小说创作所提供的事实来勾勒和描绘今日的现实主义形象，也许比空泛的理论争执更易于切进本体。本文主要涉及这样几部中篇小说：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钟山》1985年3期）、刘震云的《塔铺》（《人民文学》1987年7期）和《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年1期）、池莉的《烦恼人生》（《上海文学》1987年8期）、方方的《风景》（《当代作家》1987年5期）、刘恒的《伏羲伏羲》（《北京文学》1988年3期）。
现实主义有别于其他创作方法之处，就在于它不以主观激情浸淫笔下的人物和事情，也不用既有的观念和思想去解剖或组合生活现象，也不用变形夸张的方式来揭示荒诞不经；而在于正视生活形态本身，不掩饰也不故意扭曲，冷静地端出生活的原生态。现实主义的创作实际上是对生活形态的审美还原。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魂魄所在。而近期所出现的上列小说便开始具备了这一还原品质。
有人曾把这些小说中出现“审丑”和“人性恶”的描写作为现实主义发展的依据，这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丑”和“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丑”与“恶”主题的出现是现代哲学思潮对人自身认识深化的结果。无可否认，“丑”和“恶”的出现，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单纯美为准则的审美格局，开始迫近那种善恶共存美丑同生的生活本色。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把这些小说称为现实主义。
虽然把《桑树坪纪事》列为“知青文学”极为勉强，但如果从知青作家创作的趋向来看，《桑树坪纪事》更能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不是在雪城北极光的幻影中自怜自慰，而是把眼光延伸到自我以外的另一类更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们的生存状态。《桑树坪纪事》所展现的关中乡村生活图景之所以有那么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地描绘了农民那种善恶美丑胶粘一起的生活形态和灵魂形态，在这种混沌的形态中透现出强烈的现实感。生产队长李金斗再也不是以往“从电影里画报上和小说中得来的”，而是从生活里发酵出来的。他的愚钝、狡黠、蛮横、善良都浓厚地印上了我们脚下这块黄土地所特有的印记。在李金斗和他周围的人们身上，我们感受到农民们的历史际遇和心理过程。方方的《风景》捕捉的生活面只是汉口河南棚子里一个11口之家的生活景况，但一下子获得我们文学作品所缺少的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正视低层人们的生活风景。这种平民意识正是现实主义小说作家所应具有的生活态度。这样才能避免对现实中的人和事以浪漫的或其他的情绪进行加工和扭曲，才能保持生活的原生形态。
隐藏在这种还原形态背后的是作家审美意识的嬗变，这便是对英雄主义的崇高观的古典悲剧美学的一次叛逆。由于悲剧美学把生活分为崇高和卑劣两类形态，实际是满足了作家的审美理想而忽略了生活的真实。因此，在朱晓平、刘恒、方方的小说中，英雄和魔鬼消失了，存在的是活生生的人。金斗们和七哥们为生存所作出的种种艰辛的努力和付出的各种代价，再也不是闪现出单一的崇高或邪恶的光彩，而是浑和地掺杂生活所本来应有的色泽，那正是生活自身所有的形态。
近年来人们日渐强化自身的主体精神和主体力量，这是对长期以来扼杀个性的“左”的思潮的反拨。作为一种哲学的和理论的建设，主体性的强化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在小说中则应尽量冷处理自己的主体情绪，以保持生活的原生形态不受情感的干扰。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作家不要主体精神，说实在的，文学创作本身主要就是满足主体、解放主体、发展主体。但方式有所不同，现实主义作家应该在小说之外实现自我，完成主体形象。
刘恒是近几年现实主义回归过程中颇值得注意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的《狗日的粮食》和《杀》以冷冷的笔触无情地描写了生活的冷酷和苦痛。而近作《伏羲伏羲》在保持那股冷态叙述的同时进一步淡化了作者主体情绪。这部中篇描写一出畸形爱情婚姻的悲剧。在杨天青与王菊豆这种非伦理的结合过程中，人性的生命冲动与传统文化的遏制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一种无声无色的叙述之中更显得那么悲怆，那么绝望。但作者的主观好恶以及随之而来的评价、判断都不露踪迹，完全脱离了小说的人物，篇末所附的那一段关于“本本”的考证文字，也纯粹以客观的笔法叙来，更加强了小说的现实精神。池莉的《烦恼人生》是直接描写当前生活的，但彻底洗涮了以往的那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情绪。主人公印家厚忙碌的一天，不再受制于作者某种情绪，而是置身于各种关系之中。他“一会儿是父亲，一会儿是丈夫，一会儿是情人，一会儿是儿子，一会儿是女婿，一会儿是工人，一会儿是师傅，一会儿是乘客，一会儿是邻居，一会儿是拆迁户……他心灵集居着众多的社会角色”。作者这种“生活流”的纪实写法，真切地传递出城市普通公民的生态和心态。如果我们把《烦恼人生》与《人到中年》比较，就更能看出前者的现实主义精神。
其实，真正妨碍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回归的原因是由于匮乏客观精神，即令在那些概念化、公式化的所谓“两结合”小说中，作者的主体情绪始终没有消失，始终制约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但作者的主体只不过是观念的化身而已。现实主义所要逃避的主体情绪，不在于哪一种（别人的或自己的或书本上的）类型，而在于它是一种破坏生活原生态的侵犯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客观主义更易于成为现实主义的朋友。我们不妨倡议：客观些，再客观些。
现实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前后夹击之下，并没有像古典主义那样退出文学的舞台，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现实主义的根扎在读者之中，它的作家始终面对读者进行写作。
是否有阅读的可能，不在于读者读懂与否。那种自我宣泄的独白式的小说，读者固然可以逐字逐句地读明白，但读者只处于被迫视听被灌输的位置，无创造性理解的可能。真正的阅读价值就在于为读者提供创造的契机。独特的叙述方式有助于阅读的完成。上述谈到的作品为读者的阅读创造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这些小说中出现了“叙事人”。这个“叙事人”已经不同于旧日文学中那个由作者扮演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是脱离作者之外的新的讲述者。刘震云的《塔铺》和《新兵连》尽管都是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但这个“我”已经不再是作者眼光和思想的化身，也不只是一个生活在塔铺高考补习班和新兵连的一个学生和战士，“我”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这个“叙事人”身上隐含多重阅读多重判断的可能。《风景》里“叙事人”更是奇兀。它甚至不是人，而是出生16天而死亡的鬼魂。作者选择这样的“叙事人”，显然是为了阻止自我感情的进入，而借一位局中人来转述他们家族的种种事实，更易于保持叙述的客观性和事实的真实性。读者对这位“叙事人”所叙述的一切可以进行多重的阅读选择和创造性的阐释，而不会只是顺从一种判断（即作者的意念）。《桑树坪纪事》以“我”这样一个插队知青来观照桑树坪，也无疑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层次和阅读内涵。
当然，这些小说对阅读意义的追求往往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因而难免出现一些有损阅读的错误，甚至有悖于现实主义精神。比如，《塔铺》和《新兵连》里的“我”作为叙事人出现时本应对周围的人采取平视的方式，但“我”却成为全篇通体明亮的善和美的化身，来反衬同学和战友灵魂和行为的丑陋、邪恶，这多少是那种“英雄”美学的阴魂在作祟。对这一片现实主义青树林在今天文学大地的出现，我们应该表示更多的欢迎和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