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繁荣掩盖着虚弱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纪实文学：繁荣掩盖着虚弱
张桦
近几年，纪实文学的发展是空前的，引起的轰动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为什么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一个又一个在出足了风头之后便受到令人尴尬的冷落，而纪实文学之声势却越加强大呢？
这首先归功于纪实文学自身的变化。诚然，凡事都在变也不能不变，但变的主旨有不同。譬如小说的变革家们着眼风雅，追求探索，故而失去相当读者。而纪实文学则始终保持雅俗共赏之变，譬如从1978年到八十年代初的作品一改30年纪实文学等于好人好事的老面孔，写伤痕而不沦于伤痕，唱赞歌又绝不用假嗓。在艺术上大多取纵线条精心编织主人公在政治波澜中起伏坎坷的故事，再吸收相当的小说结构与笔法，读来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使其明显地超越散文而紧随小说其后。当然应该看到如果长此以往，纪实文学大概只能永远屈居于小说之后，因为除了写实之外，它的特点都为小说所有而且很难比小说更为出色。也许是纪实文学认识到了这一前途，也许是它有意无意受到了当时一批译介过来的西方和日本报告文学的影响，在八十年代中它又开始了第二次变革，这即现在流行的所谓全景式或者叫“集合体”作品，其代表之作《唐山大地震》之所以会引起轰动，除了事件本身的魅力之外，恐怕作者采用的宏观境界也得功非浅。把许许多多小故事横拉成一个承载着较大主题的板块结构，而在这主题之后再拽出一幅既出人意料而又发人深思的大背景（譬如《唐山大地震》中关于所有发生在7月28日的历史事件的简介），以往那种中心凸起的人物或情节不再成为中心甚至删去不用，作品线索完全靠作者议论性和感情色彩很强的表白，这些几乎可算是小说的大忌却成为报告文学的要素。它使作品的容量明显增大。
在新时期文学起步之初，读者的热情偏重于作品大胆迅速的程度而不大介意于其它如作品的容量和是否虚构。所以当时短篇小说和政治抒情诗最得青睐，以后中篇小说的繁荣也同样得益于读者对作品容量的需求。而纪实文学受宠的原因主要是读者愈发讲究作品题材的真实与宽阔，以便通过一系列的客观座标来完成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宏观把握，这对小说来说显然相当困难，当然也不是完全做不到。所以近年来纪实小说很受注目，然而其争论始终不断，断裂也正在此，到底是小说还是纪实，而且结构本身决定了它应该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不是许多拼插在一起的片断，这种浮动的模糊观念和顽强模式本身就让读者起疑并因此失去了颇多魅力。另一方面新闻界又无法满足读者要求详细，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愿望，这里并不是指新闻类体裁在写作上的局限，而主要是指其魄力。事实上如果新闻具有如此魄力，也肯定能够突破旧有格局，找到与纪实文学相匹敌的写作手段。我认为纪实文学今日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钻了新闻界的空子。新时期以来各类社会科学都有很大发展，新闻也不例外，但是相比较而言新闻界变化最小，特别是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新闻经常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自我定义中（如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二者谁先谁后）徘徊不定，这就使大量的新闻积压成旧闻，最后流入相对宽松的文学渠道，通过纪实文学体现其价值。拙作《京华建筑沉思录》可资证明。其中毛主席纪念堂形状的决策经过，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并不难采访的新闻，而且有记者告诉我这事早就知道，甚至比我了解得更详细更确切，但它还是被沉淀了十几年。试想如果当时的新闻开放度有如今天，那么不仅这故事不会被几十家报刊转载，而且许多作品如《唐山大地震》等等也绝难如此轰动。有几个兼写纪实文学的记者朋友曾谈起他们“吃里扒外”的苦衷大都于此。越来越多的记者走进纪实文学的行列而且日益成为中坚，既说明纪实文学的这一特点，也反映了新闻界自身的尴尬。
凡存在即合理，而合理了也就意味着衰亡。决定当今纪实文学繁荣的特点也是决定它落潮的原因，事实上这种落潮已见端倪，只是热情的读者和更为热情的作者尚未在意而已。
这首先得从作者谈起。他们基本正值而立与不惑之年之间，他们勤于思考，求知欲强，但也有着这代人的共同弱点，如读书少，知识面窄，这对目前流行的纪实文学来说尤其致命，它不仅要求事实的宽博，也同样要求对事实的理论判断。在这点上，作者们本来就已功力不足，而他们却又重蹈了以往许多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在责任感、名利、激情等多重压力下，他们不停地急就成章，不仅来不及推敲一下作品的理论深度，甚至连组织事实本身都越发敷衍。结果导致了近年纪实文学的流行病：大而空。题目大（往往标有中国或“大”字）而内容空，力度不够；第二、第三手资料和似真似假者越来越多，本身分量与题目相比太轻，更谈不上什么发人深思。而且叙述方式过于热情，作者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于对事件的议论、判断。这与斯诺所主张的“我只想描写我所亲自目睹的事实足矣”，相去甚远。当然有些并非全为作者主观所缺，比如现在写作纪实文学者多属业余，其精力与物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经常到处采访，另外采访对象的过分牵制也经常使他们将真人隐去，使其只存一个似是而非的轮廓，以免发表后引火烧身。这种麻烦几乎每个作者都遇到过，只不过程度不同。曾经有数篇文章指责中国当代领袖传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偏要“老外”占先，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无论从采访条件和写作自由度等方面都不难解释，更不难理解，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另一种威胁来自新闻界的挑战，尽管它步伐不大却步步进逼，而且势在必成。大兴安岭火灾可以说是这二者间真正较量的一次前哨战，结果报纸上各种形式的通讯报道明显地占据上风，以至纪实文学有了些“炒冷饭”的味道。同时更令人担忧的是，将来在对问题的揭露上报告文学还能否独占鳌头？因为这部分魅力本来就应该属于新闻界。
论述至此确实有些令人悲哀，当然论述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悲哀，事实上纪实文学可能还要热闹一阵，尤其是在读者的热情注目于此而且尚没有其它文学体裁来冲击它的情况下。但是它如果不及时认识主客观潜藏的危机，扬长避短地修正自己，在落潮时便会显得手足无措甚至会有断气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