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的反思和前瞻——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新思考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科学与文化的反思和前瞻
——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新思考
本报记者 王溪元
随着龙年的到来，在舞龙、吟龙、画龙、写龙，和龙灯、龙宴、龙装、龙票，以至龙盘、龙碗、龙头筷子的大联欢中，人们朦胧地感到：这种“兴致”好像并非都是逢场作戏，而是搅和着若干怀古恋旧的苦涩。于是，有人呼吁进行文化反思，有人开始“批龙”、“贬龙”；尔后，又有人出来“反批龙”、“反贬龙”……
恰在此时，电视系列片《河殇》与观众见面。这部片子引起了出人意料的“社会接受现象”，被称为“电视政论片”、“视觉论文”。它在一大批中国人的心中搅起了波澜，而且引起理论、科学、文艺等各界普遍关注。一场自发的关于传统文化的社会反思与讨论，在沉寂了一个时期以后重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前不久，中国科协邀请一些著名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专门讨论了“科学与文化”问题。请听听他们的发言：
中国科协主席钱学森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1955年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4.7％，而30年后——198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2.5％，可是，这时我国的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0％。可以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和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所说的“中华民族的前途问题”一样严重。
钱学森担心的是“中国到21世纪在地球上站得住站不住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一些领导人、许多有识之士所谈的“球籍”问题，可谓“所见略同”。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靠自恃“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靠念念不忘“古代四大发明”、靠追溯“我们是龙的子孙”，显然都难以奏效。
中国科协副主席钱三强说，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的观念形态和知识体系，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伦理道德、文化形式和理论思维等，都有深刻的影响。在深化改革的新时期里，迫切需要建设有利于改革和开放的新观念和新理论，以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柱，并为物质文明建设的正确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
钱三强是位自然科学家。然而，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观念更新的重要。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说，在今天的“文化热”中，不少人在重新讨论中西文化问题。我认为，研究一下“杜亚泉现象”，不无现实意义。
对“五四”运动和近代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曾伴随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论战一方，是代表历史进步要求的一方，以《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为主；论战的另一方，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主，他是思想文化界的守旧代表人物。但是，杜亚泉还有另一面——他是成绩卓著的自然科学编译家。他独创了自然科学杂志——《亚泉杂志》；他最先向中国介绍了元素周期率；他为一批新发现的元素确定了中文命名；他主编了《中国植物学大辞典》、《中国动物学大辞典》等。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传播自然科学知识的先驱者，同时又是“五四”新文化论战中的守旧派！他捍卫旧中国的固有文化，他叹息“固有之是既破弃无遗，而输入之是则又恍焉惚焉”，“如斯现状，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杜亚泉为什么集先驱和落伍于一身？当前，很值得研究这种现象的由来和教训。
龚育之没有说明在当前的改革中，是不是出现了“杜亚泉现象”，但是他的提示不难使人想到：在人们并不都比杜亚泉高明的历史时代，社会难免出现杜亚泉的投影。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邱仁宗在发言中阐述了“科学技术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他说，文化是在一个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体系。科学技术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渗透着价值观念。科学技术的发展受文化的制约，在重官轻士、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中，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不起来的。虽然，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改变着人的价值观念，但是，科学技术对原有文化的冲击是有限的。根据人们的价值取向，被认为原有文化优秀部分会由于内在的韧性和外部的支撑而生存下来。当现代科学技术引起了复杂的社会后果、而它本身不能解决它们自身引起的问题时，传统文化的衰落就会有一定程度的逆转。
邱仁宗举例说，人工受精技术可以解决个人生育问题、增加医务部门的经济收入，但会出现影响家庭结构稳定和社会人口素质等问题。维持生命的技术可以延长人的生命，但也延长了痛苦。一个临终病人对社会没有效益，但他如果认为自己应该坚持活下去，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决定。但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考虑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而是因为我们尊重他作为合乎理性的人作出的自主决定。正是在这里，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可以起某种制约作用。
邱仁宗提出的是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然而，人类社会确也一直在矛与盾、穿甲弹与防弹车的实际演化中前进。发展中有制约，制约中有发展。我们当前所进行的关于传统文化的讨论，似乎就是在这种夹缝中寻求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