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出效益——天津市纺织研究所优化劳动组合纪事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竞争出效益
——天津市纺织研究所优化劳动组合纪事
本报记者 王学孝
0与4000、负800与正320000，两组数字意味着什么？
这两组数字是天津市纺织工业研究所科技人员去年年终一次性奖金分配和两个研究室的净收入。差距拉开之大，令人瞠目。纺纱研究室一年创收32万元，印染研究室反负所里800元。
全所8个研究室，创收多少不一，奖金分配档次差距甚大。纺纱室和印染室是创收悬殊的两端。各室从创收中提成15％作为奖金，按劳绩分配。纺纱室人均1460元，最多的一人得4000元，有2人分文未得。而印染室一年的创收比所的投入还少800元，按理应从他们工资扣除，所里“宽宏大量”，“以观后效”，免了。
“分配差距如此之大，人们能承受得了吗？”我心生疑问。
“能的。已三四年了。习惯了。”所长张国玉把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人人都凭自己的本事和实绩，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对国家负责，干不好，我下来，让别人干。室向所承包，课题组和个人向室承包。干得好，多得；干不好，少得或不得。这里没有大锅饭，更没有铁饭碗。这里只有竞争，竞争分优劣，竞争出效益。”
劳绩与报酬脱节，职称与能力脱节，权力与责任脱节，是科研体制弊端所在。一朝将“三脱节”连接起来，竞争的舞台就搭起来了。
这个创建30多年、拥有280多名科技人员近千人的技术应用开发研究所，“三脱节”痼疾造成的后果是怵目惊心的。
项目组长杨金柱，研制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测色仪，创收益数十万元，而他只是个技术员，工资也只有42元5角。为了度日，他每天下班后还要帮助老娘糊纸盒，以贴补家用。
市劳动模范吕锡谌，也是项目组长，同样也领42元5角“俸禄”，虽面黄肌瘦，却无钱订一瓶牛奶。
“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计，总是比它的价值低得多”，“生产者的权力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分析和提出的原则，使长久困惑的张国玉豁然开朗。
“这正是旧体制和旧管理方法的弊病！”张国玉深知，靠生活补助费或救济金，是改变不了这种分配上的不公平状况的。长痛不如短痛，他毅然在所内大胆实行工资、职务、职称“三浮动”加奖励，率先进行科研体制改革。
工资浮动——劳绩成为核定工资与奖金的客观标准。
职务浮动——科技人员和干部一律实行聘任制。
职称浮动——根据科技人员的实际水平晋升职称，并享有相应的待遇。
竞争机制打破了僵死的模式和心理定势。长期苦心经营的城堡，在摇晃、断裂、坍塌。那时候的研究所，可用四个字形容：沸反盈天。
英雄们欢欣鼓舞，因为他们有了用武之地。
“南郭”们惶恐不安，因为他们难以继续“充数”。
墨守成规者，也许因为要丧失既得利益而变得气势汹汹。
“什么三浮动！中央文件上能找到这三个字吗？”
“红头文件上暂时还没有，不过，中央早就指出，干部能上能下，职称要凭贡献晋升，分配要打破平均主义。”
张国玉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让思辨代替盲从，冲破重重阻力，硬是将研究所从旧轨道上拖向新的轨道。从此，纺研所青春焕发，充满活力。
实行“三浮动”加奖励的科研管理体制后的第一年——1984年全所完成科研项目19项，获经济收入450万元，创历史最好成绩。全所中层干部减少了1／5，各研究室和各业务科室的科长全是专业技术干部，80％以上是工程师，1／5的科技人员及时得到晋升或取得技术职称。
贾国来，曾经因为自己是“工农兵学员”、“牌子不硬”而自卑、消沉。搞科研，没兴趣，不如钻研打家具。实行“三浮动”后，贾国来看到了希望之光，靠牌子不如学本事。他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外语、计算机等八个进修班的学习，硬是拿下了计算机方面的一项科研项目。
如今，那个曾经靠糊纸盒贴补家用的杨金柱，现在是副所长、高级工程师，工资调了六级，连奖金每月收入200多元，全家迁入所里分给的三间一单元的新居。
那个曾经订不起一瓶牛奶的吕锡谌，现在是高级工程师、自动化室主任，工资浮动三级，月薪160多元。
真正的竞争一经展开，“潜在”的人才就会脱颖而出，优胜劣汰，混日子的再也混不下去，智能和着心血汗水化作财富奔突涌流出来。
为了使“潜在”的人才脱颖而出，各领风骚，各显神通，纺研所又致力于“人才环境”的创造和竞争机制的完善。
“让有才能者——显！”中专生胡振跨越了资历和辈份的障碍，自选项目，独挑大梁，成为身兼两个项目的课题组长。
“让有创见者——顺！”计算机研究室的侯明凯，立志编一系列适合各种纺织空调设备的软件包，获得全力支持，通行无阻。微机温湿度巡回检测控制仪荣获天津市优秀攻关项目奖。
“让有作为者——尊！”于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等旧观念被荡涤一尽。不论谁有作为，谁就受尊重。
改革呼唤人才，人才推动改革。
各科室一律实行技术经济承包，采取课题项目优化组合，所有人员均可双向选择。机会是均等的。检验尺度是相同的。
竞争促使人才流动。最近三年“流”走的有36人。工作不适合，到外单位可更好施展才干。“流”走者，有之。原想来纺研所图个轻松，甚至凭借这关系、那门子进来的，眼见“大锅”里已无饭可吃，来去自由，又从“前”门走了。被“组合”下来，又不愿“流”走者，那就只有做编余，发60％工资。几个月后，再无人“组合”，自己又开不出课题，就只能被迫“流”走了。
也巧，那天我走进所长办公室，张国玉正听电话，据说是某上级要求“关照”编余某的。张国玉回答干脆：只要有人“组合”他，我决不拦阻。若将他硬塞给某室某组，就难办了。
如今，人员减少了，活计干多了，成效增加了。情报室的工作量比过去大，人员却由21人减为14人，打印、付印、办事员三人干的事，现在由一人干。31人的纺纱室今年“流”走了3人，科研的一些辅助工作，科技人员主动承担下来。
竞争带来的总效益是：取得139项科技成果，其中46项荣获国家及部、市级的表彰、奖励，90％以上通过出售、推广、转让等方式而进入生产领域，带给社会逾10亿元的经济效益，为国家交纳税金600多万元，也为本单位创收2000多万元。用这些钱进口了一批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改善了科研条件；用这钱兴建了占地2100多平方米的科研大楼，改善了工作条件；用这些钱新盖了1.2万多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改善了生活条件。
纺研所没要国家一分钱，实现了经济完全自立。在天津市，这还是第一家。今年已是自立后的第五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