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实到规律——访史学家宁可教授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从史实到规律
——访史学家宁可教授
本报记者 柏生
中外学者汇聚一堂的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8月20日起在北京召开。在一个雨后初晴的傍晚，记者来到北京师范学院，访问组织这次会议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宁可教授。这位59岁的学者尽管头发有些花白，依然精力充沛，不由得使我想起25年前，我国史学界展开的一场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大论战。那时，一位年轻的史学工作者著文纵论古今中外，以其深刻而全面的见解，严密的逻辑和斐然的文采，引起了中外史学界的瞩目，他就是宁可。时至今日，那篇文章仍然闪耀着理论的光采，时时被人们提及。我们的交谈，很自然地便从即将举行的学术讨论会谈起。
“宁教授，作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你能否谈谈这次会议的意义和一些情况？”
“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者专家，以及日、印、苏、英、法、美、瑞典、挪威、西德等国学者专家180多人提交论文，参加会议，可以说这是一个盛会，这也可见敦煌吐鲁番学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敦煌吐鲁番有着丰富的洞窟、遗址、墓葬、壁画、雕塑、文书，它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宝库，展示了从秦汉直到宋元1000多年间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民族、科学技术、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各个方面的直接记录，历来为中外学者所重视，成为国际上的显学。但是，早期出土的文书，大部分流落到国外，再加上旧中国的落后，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我国甚至落后于外国。只是在十年浩劫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才呈现突飞猛进之势。学术讨论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举行的。
“请问，敦煌吐鲁番学的研究在今天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仅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能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开阔眼界，为人类的知识宝库作出贡献。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是昨天的中国和世界的一个发展。因此，研究敦煌吐鲁番学，对吸收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那么你自己在这个学术领域中做了什么工作呢？”
“做得很少，”他微微摇头，“我虽然参加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敦煌吐鲁番古文献整理研究》的工作和另外几项相关的研究，但更多地是做了一些组织工作。”
据我所知，宁可教授研究涉及的面是相当宽的，不仅敦煌学，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农民战争史等方面都有一些建树。有人曾诙谐地说：如果以运动员作比方，一些人搞的是单项，他却是个多项的全能运动员。当记者问到他是怎样跨入史学研究的门槛、如何形成这样的特点时，他笑了：“我虽然是学历史的，但是也曾中断过一段时间。”
原来解放前，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以后，受进步同学的影响，前往冀中解放区。50年代初调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
（北京师范学院前身），才又回到他的专业。
“能否谈谈你治学的方法和特色呢？”
“这在我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至今也还是。史学研究，有的人掌握的材料很丰富，但有时不免局限于现象的罗列；也有的人先持一个固定的观点或框框，然后挑选适用的史实，而不是从大量的材料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因此，我主张力求掌握丰富的材料，在此基础上综合概括，探寻规律性的东西。”
“你的文章涉及面很广，不仅限于史学本身，这对深入研究史学领域的问题有什么益处呢？”
“历史研究本身就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要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现象，就应该研究与它相关联的事物。所以，史学工作者理应视野开阔，不囿于具体问题本身，不囿于前人已有的结论，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突破。我在1986年发表的《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中，就曾试图说明中国建筑的结构和艺术风格：梁柱式木构建筑，大屋顶，出檐宽，斗拱，有台基等，其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由于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造成的。黄土高原，提供了木和砖瓦的建筑材料；雨量集中，导致了防雨防潮的需要。
“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总对我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强调，这点至关重要。尽管在一部分年轻人中，马克思主义显得不那么时髦了。”
“是的，我注意到你史学文章的理论色彩，甚至有些篇提出的问题，对于我国今天的实际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比方说《汉代农业生产漫谈》。”
“也可以这样说吧。”宁可教授点燃了一支烟，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我们史学工作者，虽然整天在古书堆里摸爬滚打，瞄准点应当还是今天。历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有它自身的体系和规律，不能将它与现实生活的某些东西生拉硬扯在一起。但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一门学科，只有为社会所需要，而它也适应社会的需要，也就是发挥它的社会功能时，才有生命力，才能存在和发展。否则，就会衰落乃至湮灭。”
在起身告别之前，记者问到他近来所研究的项目。他皱眉苦笑了一下，说：“同许多中年学者一样，我感到是在超负荷运转。在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同时，我担任了《中国古代经济史》隋唐五代卷的主编，这是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还担任《敦煌古文献整理研究》编委会常务编委，这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点项目。此外，还有好几个项目。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工作也耗费不少精力。时间不够用，又缺少助手，我只有尽力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