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几种悖论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争鸣

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几种悖论
俞吾金
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当代中国文化正处在痛苦的转型过程中。各种思潮的纷然杂陈，不同见解的相互激荡，新旧观念的冲突与混合，给人以无所适从的感觉。这种感觉既是旧的文化范式陷入危机的标志，也是新的文化范式得以降生的先兆。在这一文化转型的过程中，特别值得研究的是以下几种悖论：
悖论之一：当代中国文化与传统文化一样，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在这一文化中，恰恰又缺乏个人的地位。
如何看待这样的悖论呢？从哲学上分析，这里涉及到总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我们这里说的个体，指的是个人或个人独立的人格；总体则是指个人所归属的团体，如宗法大家庭、单位、国家等等。传统文化虽然处处讲人，但它真正重视的并不是人，而是人所归属的团体，尤其是国家的利益。总体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个体则是卑微的，微不足道的。
这种总体对个体的压倒优势，或者换句话说，个体对总体的无条件的归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征。这一特征也反映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在内含于其中的人文精神上打上了独特的印记。
表现之一是，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中，偏重于那些重总体、轻个体的学说。比如，我们比较重视对苏联哲学的介绍和探讨，而苏联哲学（尤其在斯大林时期）维护了一种总体至上的观点。反之，对英、法、美等国家中比较强调个性和个人自由的思想家，如萨特和哈耶克，我们或者弃之不顾，或者采取了简单批判和否定的做法。这种文化选择正体现了当代中国文化重总体、轻个体的潜在倾向。
表现之二是，片面强调集体和群众的重要性，把突出普通个人的任何做法都斥之为“个人主义”。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讲的
“个人”专指杰出人物，普通个人则统统被归依到“人民群众”的概念之中。这就等于宣布，只有杰出人物才具有独立的人格，而普通个人只不过是群众中的一个片断、一个因素、一种成分。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上有一种误解，以为尊重群众也就是尊重普通个人。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群众的概念已作为总体的象征而与个体相分离。一些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热衷于把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为民请命的故事作为主题，恰恰反映出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个体（普通个人）地位的卑下和微不足道。
表现之三是，“人才单位所有制”的现象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与这一现象相对应的则是关于“螺丝钉”的著名比喻。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尽管他以机械唯物论的目光来看待人，但人毕竟还是一架完整的机器，一个独立的单位。由此看来，把人比喻为螺丝钉具有更为落后的时代内容。因为螺丝钉没有任何独立性和主动性可言，它必须绝对地服从整架机器的运转，服从总体的至高无上的利益。辞职的困难、人才流动的种种障碍和聘任制的流于形式，都体现了总体对个体的巨大的支配力量。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体的力量正在崛起，个体的自我意识正在觉醒。从理论上看，经济界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正是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对总体与个体关系作出的新的反思。必须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以便在个体的价值、人格和独立性获得充分尊重的基础上来重建个体与总体的关系。这样，当代中国文化才有可能走出上述悖论，真正形成一种以普通个人的人格为核心而又充分兼顾到集体和国家利益的新的人文精神，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语）创造条件。
悖论之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中，亟需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但又必须从理论上遏制科学主义思潮的泛滥。
既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又要遏制科学主义的泛滥，这是当代中国文化演进中必然面临的最深刻的悖论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到了近代，西方人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才痛悟到自己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当时的洋务派曾大声疾呼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五四运动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也表明了国人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的急切愿望。可是，与科学技术发展同步的是，科学主义也正在慢慢地渗透开来。科学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确信凭藉自然科学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结果简单地推论到社会生活领域中。在二十世纪初爆发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胡适、丁文江等人力主科学完全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就已显露出科学主义的倾向。这次论战虽然是短暂的，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科学主义也正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悄悄地蔓延开来。
表现之一是，只讲事实，不问意义。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的根本使命是揭示外部自然界运动的客观规律，因而只注重事实而不追问事实与人之间的意义关系；只为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而不考虑技术的普遍运用对人的生活和生态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表现之二是，重物轻人。这是把自然科学中的机械力学的方法简单地搬用到社会生活中的结果。比如，在我国的哲学和文学理论研究中，机械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思想重物不重人，忽视了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过程中主体的创造性作用，忽视了人的实践活动在认识和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热，正是对重物轻人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遏制和反拨。
表现之三是，在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过分夸大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在改革初期，不少人以为，只要把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也就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一想法明显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后来之所以又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现代化。光发展科学技术不但不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反而会损害人性和人的精神的全面发展。苏联和一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提出“技术人道主义”的新口号，目的也是为了遏制这方面的科学主义思潮的蔓延。
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状来看，科学技术方面的因素还是比较弱的，需要有一个大发展。但我们也要警惕与之俱来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侵扰。这需要深入探究事实与价值、科学与生活的差异，在科学精神与人道主义精神之间建立必要的均衡。
悖论之三：当代中国文化在理论上是反实用主义的，但在实践上却顽强地表现出实用主义的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包含着相互冲突的两个侧面：一方面，它强调真理（即经书）至上，仁义至上；另一方面，又强调功用至上，主体的价值取向至上，所谓“六经注我”、“经世致用”是也。至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类说法，则更形象地表明了主体的实用意识。
这两个侧面的冲突在当代中国文化中也激烈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由于受传统文化中经书至上观念影响，也由于受从苏联传入的教条主义的影响，总是把真理与价值、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来，显露出原则至上、观念至上、不讲效用的教条主义态度。这种态度，就其否定方面而言，尤其体现在对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的简单化批判中。这一简单化的批判所导致的结果是把真理与效用尖锐地对立起来，只讲观念的真假，即观念是否合乎客观实际的问题，不讲观念的是否有用的问题；就其肯定方面而言，尤其体现在“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上。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是，当代中国文化也潜伏着一种追求实用的强烈倾向。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有一个
“用”字，从而突出了知识的效用和价值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理论在实践中的效用问题被夸张到极点，形成了一种比实用主义还要实用主义的倾向，而知识的真与假的区别则被降到微不足道的位置上。林彪鼓吹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四人帮”搞的“评法批儒”，都体现了极端实用主义的态度。
必须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较长时间以来占上风的仍是那种把真理和效用截然分离开来的教条主义态度。近十年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商品经济的观念是与价值、效用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这里也潜伏着另一种危险，即只讲效用、不问真假的危险。
悖论之四：当代中国文化从意识的层面上看，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的倾向，但从无意识的层面上看，又常常与传统认同，不自主地站在维护传统的立场上。
弗洛伊德、容格和弗洛姆的无意识理论告诉我们，自我，不管是作为个体意识的小的自我，还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大的自我，其意识层面和无意识层面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而是处于经常的冲突之中。这种冲突是文化的内在冲突的一种最深层的表现。
从历史上每一文化转型时期来看，都出现过一些反传统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曾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最后多为传统文化的“黑洞”所吞没。几乎每一个反传统的思想家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即在传统中反传统的难题。当他们在意识的层面上起来反叛传统的时候，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常常还停留在传统之内。因为人生下来所受的教育正是传统的教育，在人能够独立思考之前，传统早已溶入到他的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在潜移默化中决定着他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样，胡适虽然是传统的激烈的反叛者，但在有些问题上却不敢起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
意识层面上反传统与无意识层面上维护传统的冲突，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以十分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表现之一是，“文化大革命”在意识的层面上是激烈地反传统的。当时盛行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等口号就是明证。可是，由于人们的无意识心理层面上维护传统力量的强大，最后都达到了比传统还更传统的结果。
表现之二是，我们今天实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然要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的重大观念实行决裂。“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是因为它说出了时代的心声。毋庸讳言，这正是人们在意识的层面上所达到的清醒的自我意识。然而，在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传统观念远不是那样容易地可以摆脱的。即使是理论上自觉地抨击传统文化的人，在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仍然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与传统认同。在一些场合下，创造之所以变形为模仿，革新之所以变形为新与旧的调和，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源于无意识心理层面上的阻挠。
表现之三是，人们对现代新儒家（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等）思想的广泛兴趣。现代新儒家虽然吸收了西方哲学和科学研究中的新成果，但其主要师承的依然是宋明理学的传统。这样的兴趣表明，人们在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具有与传统认同的顽强的意向。
在传统中反传统，这是我们必然面临的一个困境。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从根本上冲破传统文化范式的束缚，在全面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范式，必须认真反思那些我们认为想当然的、因而被推入到无意识心理层面上的东西，如传统的哲学观、社会形态观、时空观、逻辑观和语言观等。只有自觉地意识无意识，才能真正地扬弃传统文化，使社会主义新文化获得坚实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