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瓜人语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北京人这几年有了“瓜福气”，大家感谢种瓜人，也忘不了卖瓜人。日前，记者访问了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东侧的一个贩瓜大户。本文记述的便是一段段——
卖瓜人语
本报记者 段存章
“死工资活的紧巴巴，靠一辆三轮车发了家”
王大情（母亲，57岁，体略胖，善言谈，说话河北乡音。原是呼家楼南里街道办事处食堂职工，现是个体贩瓜户主，兼任管理小庄一带40多家瓜果摊的负责人）：你问我家卖瓜的根根梢梢，我给你从头念叨。记得开张卖瓜是1985年5月19日。为啥干这行？家里生活太紧巴，我办退养手续，按街道工作8年工龄算，一年发给1块钱，一个月生活费8块，加上零零星星补助，总共才19元5角。老头、儿子工资也低，背不动我这包袱。我瞅见别人卖瓜菜挣了钱，狠狠心拿出多年积攒的50块钱，买下一辆破三轮车。头一天上街卖黄瓜，赔了钱。第二天，卖哈密瓜，挣回5块钱，高兴啊！比我上班还强。后来，卖小白菜，一天挣了15块，高兴的不行。头一个月，跟人合伙，挣了70块，一人分了35块。第二个月，我一个人就挣回70块。我对孩子们说：“比你们上班还强。”孩子们也说：“咱们还不如一个老太太。”
就这样，我领着孩子们做起小买卖，就像冬天娃娃们“滚雪球”，越滚越大。没想到，几年工夫，我家花7000块钱买了一部旧130汽车。有钱了，吃穿改善不说，孝敬起老人也腰硬了，八十多岁的父亲住在农村，不断捎钱给他，他能不乐。
（像王大情这样街道上的“五七”老太太，当年喊口号，舞红旗，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路，吃了不少苦头。如今他们之中不少人靠着两只手上街做小买卖，人还在城里，却真不吃闲饭，还对大家有点贡献呢。）
“我当上瓜老板，一个摊顶两个店”
牛建通（大儿子，35岁，圆盘大脸，头发略卷。初中毕业后，插过队，原在北京市公安局秘书办公室工作，1984年辞职经商）：说起来话长了。我在机关的工作是满不错哩，但看到一个同学，脑筋不比我聪明多少，他去摆摊卖衣服，一下挣了钱。我没钱，向他借，脸好红。思想上折腾几天几夜，下决心向单位领导交了辞职申请书。批准后，我想干个大买卖，承包一家商店，头一年张飞胡子——满脸，挣回1万多块，挺高兴！没想到第二年倒了霉，一下赔了4万块。这一闷棍打得我好重，背了一屁股债。
碰了大钉子，无脸回机关，更怕见熟人。钻在家里就像跑了气的球，打了蔫的苗。我妈劝我说：“大牛，生财不生气，跟我卖瓜去！”头一天，跟着妈妈推着三轮车去卖瓜，头不敢抬，眼不想睁，好难熬的时间！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以前穿警衣走在大街上多帅，如今推车卖瓜矮人一头，好像伸手要饭吃。我真想溜回去。又想，欠了那么多债，没人给发工资，不卖瓜，一天三顿吃父母，算什么三尺男儿。于是，硬着头皮顶了几天，话也敢说了，眼也睁大了，脸上也有笑容了，招得顾客来来往往，一天下来算算，挣的比原想的还多，我感觉挺满意。打这以后，我爱上了，也迷上了贩瓜这行当。
起初我连三轮车也不会蹬，现在学会开汽车，正式领上驾驶执照；原来上街买瓜吃，还要请别人帮助挑，如今学会看瓜、挑瓜，开着汽车到产地拉优质瓜。我家是一年四季经营瓜，盛夏卖京郊瓜，秋初卖内蒙瓜，秋末卖新疆瓜，冬春卖海南瓜。京伦、建国、长城、西苑等大饭店都买过我的瓜。你看，我这“瓜老板”，一个摊还不顶它两个店。
（我们的党政机关干部之多，就像王府井大街的客流。牛建通不安于那种上班“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清闲而又清贫的生活。他遇过风波，走过弯路，交过学费，经历过思想上和经济上的“阵痛”，终于闯出一条新路。看来，能人也不是天生的，本领是在干中练出来的。）
“路有千千条，条条有人走”
王彬（大儿媳，31岁，高高个子，身着艳丽连衣裙，带项链，面微笑。北京市计算机配件二厂出纳员。从今年起，婆婆已把卖瓜财务大权交她分管）：要不是我们厂生产不景气，我肯定来不了这里卖瓜。细说起来是这样：前年我那个工厂没活干，一部分工人放了假，发给70％工资。我每月基本工资52元，实领36元，其它福利一点没有。回家两个月，伙食费也不够。后来，我们厂在京伦饭店找到临时工作，我的月工资80元，奖金35元，真不错呀！干了一年半，合同到期了，回工厂上班吧，没活干，我在家呆着，没事干，物价又涨，日子怎过？这时，婆母劝我说：“小王，躺在床上愁不出钱来，跟我上瓜摊！”我一考虑，也对，“路有千千条，条条有人走”，这买卖还得去干！不干，活钱那里来？
（工厂没活干，到了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了，不见得就是坏事。它逼着人们去找出路；自谋职业，上街摆摊卖瓜，也可算是不靠“铁饭碗”的一条路吧。）
“家离不开国。国不开放，死水一潭，家也难富”
牛玉山（父亲，57岁，共产党员，北京市住宅五公司瓦工）：我1951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前后几十年，忠心耿耿，没二心。工厂分房，咱让；涨工资，咱不争。过了一关又一关，想不到晚年遇上改革关。先是老伴做生意，我想不通，后来儿子辞职，我坚决反对。他们跟我商量，我是一头撞倒南墙，认定做买卖就是坑人，不坑人挣不了钱，反正我是不挨卖瓜的边。
人的观念总是要变的。慢慢地，我看到家里人做生意秤平斗满，公平交易，不是坑人；遵纪守法，上税交费，整天忙累，从早5点卖瓜到晚11点，付出辛勤劳动，哪能算剥削人。
不这样搞，我们国家就是死水一潭，个人也难富。我思想通了，觉得老伴和孩子们很辛苦，自动要求夜里到瓜摊睡觉，替他们值班，睡在瓜窝里，难道成了“资本主义”，我不信！
（十分高兴地看到一位老共产党员的进步。过去那条无形的穷社会主义绳索紧紧捆了他几十年，难怪他谈商色变，值得庆幸的是他觉醒了，课堂就在他的身边，老师是他的亲人。）
（附图片）
苗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