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韩愈一辨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

为韩愈一辨
王树藩
王子野同志“名文未必无讹”（《人民日报》7月21日）的命题自是有理，但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以《祭鳄鱼文》之“讹”，否定韩愈其人的。如“他受这次挫折，勇气全消，变成一个只会歌功颂德的卑鄙之徒。”且不平于新、旧《唐书》竟将它“写进正史，为韩愈树碑立传”。不揣浅陋，想就韩愈其文、其人谈些看法。
在现代人看来，韩愈竟然和鳄鱼理论，而且理论得那么认真，真是荒唐之至。超越时空地说，他不是至愚，便是大巧。但，今人觉得荒唐的，古人未必不严肃认真——要不，怎么能看得出世界是在进步哩。
韩愈遭贬之后“初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居数日，愈往视之。”不小于而今地委书记的韩愈，刚上任便“询吏民疾苦”；听而后不几天，便亲自“往视之”。用今天的标准看，也该算是好干部吧！而且“古者猫虎之类，俱有迎祭，而除治虫兽鳌龟犹设专官，不以为物而不教具制也”，尊崇古制的韩愈大约很费了些思考，才决定和鳄鱼“对话”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耶？”历史地看，则韩愈既非至愚，也非大巧——认真负责的封建官吏而已。结尾是“……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说得非常实在，没有任何装神弄鬼、崂山道士的气味。至于“当天晚上就有‘暴雨震雷起湫水中’……鳄鱼们乖乖地‘西迁六十里’”云云，不过是后人的传说。如果爱推敲，不外乎：恰有“龙卷风”之类的自然变故、纯属巧合；韩愈领导了“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的斗争、消灭了鳄鱼，人们便据文附会，夸大、神化了韩愈。总之，那个时代的人，不会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韩愈如此，刘昫、欧阳修、苏轼都不例外。所以他们都信而仰之。
说韩愈“……勇气全消，变成一个只会歌功颂德的卑鄙之徒”，可能的根据只有韩愈遭贬之后的（其实之前也一样）一系列“谢上表”、“贺……表”之类的礼仪性文字。但在封建时代当谢不谢、该贺不贺，皇帝一叫真，是要杀头的。不独韩愈为然，手边能见到的他同时代人柳宗元、刘禹锡都有大量这类作品。尤其是“唯歌生民病”的白居易，官做得也大些，替皇帝复答了无数“谢上”、“贺表”不算，他自己写的什么“谢官表”、再谢；谢恩赐曲江宴、谢赐衣服、谢赐茶果、谢匹帛、谢酒饼、谢冰等等，远比韩愈为多。据此便“卑鄙”起来，我们的历史怕要一团漆黑了吧？
还说韩愈。潮州除鳄之后，
“量移”到袁州不几天，便解放了当地“典帖”的奴隶，而且“上表”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伏乞令有司，重举旧章，一皆放免。”回京都后，在《论变盐法事宜状》里，也还是侃侃而谈，未见怯懦。总之，我们不可从惹没惹出杀身之祸来论断是“英雄”还是“卑鄙”。
因此，某出版社的《译注》，从所引的评价文字看，虽不能说非常中肯，但比之于“吹捧”，似嫌过当。这篇《祭鳄鱼文》倒是讨论内容与形式既有区别又复统一的一个例子。
“名文未必无讹”的命题是对的，但似可再补充一句：“有讹不必不名，更不累及作者”。《搜神记》是一种“讹”，《赤壁赋》又是一种“讹”，但都不失其为名，是不？
（附：作者致编辑：
很知道咱们的“政策”是保护名人的，但思想、学术的进步还是要靠讨论。信此，便常常干些十之八九会白费工的事，却也无悔，权当对编者发表了。
（北师大外语系 王树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