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篇——记郯城县为政清廉的努力（上）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透明篇
——记郯城县为政清廉的努力（上）
本报记者 吴国光
化肥短缺的骚动
不知道是不是郯城农民的创造，反正，据记者所知，这几句民谣曾经不仅仅在山东省郯城县流传。谣曰：“领导干部坐‘皇冠’，化肥流外县，看看‘四化’靠谁干？”一种愤激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一个尖锐而又事关重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地说就是化肥短缺。1986年秋，郯城县杨集乡按计划供应指标可购平价化肥1200吨，实际只拉回60吨；胜利乡指标850吨，实得60吨；庙山乡指标800吨，实得45吨。化肥哪里去了呢？县一级批条子走后门，乡镇一级搞截留拉关系，村组一级搞克扣多分多占。所谓“流外县”，实际上就是倒手由平价卖高价，其中的好处自然是有权的人落下了。于是，农民的意见集中到党和政府这里来。1 986年秋种时节，在郯城县，这个矛盾很有一触即发之势。县里干部坐车下乡，农民高举铁锹追着喊道：“转悠什么？难道我们还不会种地吗？给我们化肥就行了！”有农民扬言要砸化肥厂。甚至一名正在村里蹲点的县某局副局长也为农民没有化肥而焦急，愤然说道：“我要带人去抢。”在县化肥厂，一天里有300多名农民集合起来，以至不得不由公安人员出面维持秩序。小埠乡的一位荣退军人胸前戴满了勋章，由子女搀扶着来到厂里，质问化肥去向。与此同时，化肥厂厂长手里一天接到的条子摞起来有一尺厚，苦得他不得不躲到厂外去办公。
化肥短缺问题，在这里实质上是党政机关腐败还是廉洁的表现焦点之一。
“三榜上墙”的威力
今年盛夏，当记者在酷暑中来到郯城县时，那种紧张气氛却完全消逝了。正当久旱之后的一场透雨新过，翠绿的田野上满是劳作的身影，农民们正忙着给玉米追肥。田头上搁着白色的蛇皮塑料袋子，那是化肥袋。这些化肥，据农民见告，都不是高价买来，而是“正道”来的平价肥。
化肥怎么“改邪归正”了呢？
在店子乡店子村，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在社说：“过去靠关系买化肥，谁有本事谁弄得到。现在是公布下来，按证购买就行了。”正说着，农民李保平将他家的化肥供应证送到记者手上。
这就是郯城县人人称道的“三榜上墙，一证到户”了。这是郯城县委、县政府于1987年春季制定的县产化肥供应办法的主要内容。所谓“三榜上墙”，就是县里将每月6600吨县产化肥按土地、人口各半的比例分配到各乡镇，乡里分到村，村里分到户，三级分配、明细到户的情况统统张榜公布。最初实行这个办法时，横竖三条大街的小小县城里，就贴了250张。所谓“一证到户”，就是将每户农民分得的化肥数量填写在供应证上发到农民手中。
这样，三份明细榜，一张供应证，就使得化肥从出厂到下地，整整一条供应渠道的源流去向，都在阳光下公开、透明，置于全县77万农民的154万道目光下了。加上县委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制度，不批条子，一时称为棘手的化肥问题居然就解决了。
从群众意见最大的事情着手
其实，农民群众有意见的问题还不止化肥一件事。我们不妨再来听几句民谣：
“坐着车一转，乡里吃顿饭，不是鸡鱼就是肉蛋。”“苦了种田的，醉了当官的。”“不怕风灾雨灾，就怕吃喝招待。”——这是说的干部公款吃喝风严重。县纪委书记邵永安说：“吃喝是一个顽症，群众最反感。”庙山乡党委书记徐祗聪说：“过去干部一进村，村里就逮鱼、杀鸡，影响很不好。”泉源乡党委书记朱俊法说：“过去都把村里干部叫‘喝百家’的干部。”一个乡一天要多起招待县里来的人，胜利乡的记录是5起，店子乡的记录是12起，庙山乡的记录是9起。
“真理在电台，清官在戏台，当官靠后台。”“四化加一化，全靠关系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这是说的干部提拔使用中的不正之风。县委组织部长胡家利说：“过去选拔干部只靠少数人乃至领导者个人说了算，有些干部当然只去讨好一两个上级领导，挡住他的眼就行了。”县委组织部组织员童士强说：“过去提一个干部，群众就得议论几天：不知这是哪个书记的关系？”
还有乱提留、乱摊派、乱集资等问题，都是农民最头疼的事。郯城县委、县政府下决心就从这些事情做起，一个一个地去解决。
透明度是“药引子”
化肥问题的解决，给了人们信心，也使人们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之一就是提高透明度。在解决一系列棘手问题时，它屡试不爽。
先看吃喝问题：今年年初，县直机关召开千人大会，举行签字仪式，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在会上当众在“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书”全文如下：
“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端正党风，禁止吃喝风，今后我出发到乡镇和各村检查指导工作或蹲点时，保证自觉做到不接受吃请招待，并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监督执行。”
签字仪式摄下录像，全县播放；拍下照片，存放留查。接着，各乡镇、县直各局都如法炮制，各级干部计1600多名，人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签字画押。记者来到庙山乡、店子乡时，在乡、村的办公室里，一进门，就看到了本乡、本村所有干部签满了姓名的“保证书”赫然贴在墙上。干部们说：“过去我们也是两难：不吃也难，不办也难。现在好了，一句话就挡回去了：你也签了字，我也签了字，你看还能喝不能喝？”自然是不能喝了。他们说：“过去下乡不喝点酒，主人客人都觉得缺点什么，现在谁喝酒谁丢人。”风气变了。
再看用人问题：主要是靠把干部考评公开化、制度化，把考评结果作为干部使用的主要依据。过去说：“汇报数字是下级糊弄上级，考评干部是上级糊弄下级。”实际上群众的意见不作数。郯城县委把考评结果公布于众，并规定了几条杠杠，比如说，一般干部提拔为副科长，推荐票必须在前三名，并超过投票总人数的1／3以上；现任副科级以上干部要提拔，考评分数一般应在80分以上；等等。这样一来，选拔干部不再是少数人说了算，干部任用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在记者召开的座谈会上，县人大副主任王翠兰说：“现在干部对我讲：这回得靠自己好好工作了，靠靠山不行了。”县委组织部长胡家利说：“过去提拔一个干部就哄哄一阵，乱挂钩：这人是某某书记的亲戚啦，是某某书记的同学啦，真真假假，有口难辩。去年我们提拔副科级以上干部86人，没有再听到这样的议论。”店子乡党委书记谭福勇说：“干孬干好，是半斤是八两，大家伙儿给你称称。”县教育局局长孟凡信、统计局副局长孙贵栋现身说法，二人都是在群众考评推荐中名列前茅被提上来的，用县委办公室主任吴传玺的话来说，“本来都是不在县委视野之内的潜人才”。
解决“三乱”问题，也是搞“两榜”。各村都将“土地承包费收缴数量明细榜”和“实际开支明细榜”张贴公布，以便农民心中有数，及时监督。刹送礼受礼风，也是力求晓谕全县，借助人民的“威慑力”，动员群众行使监督权。县直各单位都在大门口挂出牌子，上书“坚持党性原则，狠刹送礼歪风”、“送礼可耻，收礼卑鄙”等字样，造成一种透明的环境和气氛。总而言之，郯城县用提高透明度的办法，把制度交给群众，使制度真正具有了约束力。提高透明度这一招就像是“药引子”，有了它，各种药才能起作用。
当然，“药引子”并不包治百病，其他办法决不可少。在郯城县，在提高透明度的同时，还抓了一个“制度化”。欲知详情，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