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带来的困惑和选择——上海思想理论工作者谈“蛇口风波”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商品经济带来的困惑和选择
——上海思想理论工作者谈“蛇口风波”
本报记者 章世鸿
记者：本报8月6日发表《“蛇口风波”答问录》后，引起各地普遍的重视。据说，上钢三厂干部反应强烈，争相推荐，厂团委还复印不少份，供大家研究、讨论。思想工作必须改造，这看来没有多少争论，问题在于如何改造，改造到什么程度，标准和尺度大不一样。蛇口之争就是这样发生的。今天，希望打开天窗说亮话，各抒所见，目的是把讨论引向深入。
金志堃（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1月初，“蛇口风波”发生时，我也正在深圳。我是研究青年问题的，这件事不能不引起我深深的思索。
我们原有的一套思想工作办法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当时也很有成效，但现在时代变了，不完全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新形势。我以为，孤立地去形成一套思想工作体系，看来不行。我们年年在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什么加强不了？甚至产生逆反心理，症结就在这里。我到深圳大学调查过，那里确实比较彻底跳出了老圈子，树立学生的主体意识，提高他们的自立精神，这给人很大的启发。
当一个社会处于停滞阶段，老思想可以代代相传，如孔孟之道，传了几千年。当一个社会处于飞快进步时期，老的理论、思想决不可能代代相传，一定要变，而且要不断地变。因而，认为自己一套是最标准的，你说的，别人一定要听，其效果可想而知。我以为，做思想工作的，首先要在宏观上、根本上解决跟上形势的问题，随时进行自我反思。
周融江（上钢三厂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秘书长）：这场风波发生的时间、地点很重要。时间是1988年，地点是深圳特区。有人说，内地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未必如此，不过是迟早的事，如果改革深入下去的话。因而，这场讨论有全国性的重要意义。问题由蛇口地区先提出，这反映了那里改革的深度。
李燕杰同志还有曲啸、蔡朝东等同志的报告，确实牵动了千万人的心，感染力很强。记得1983年，李燕杰同志来上海作报告，我去听了，全厂也放了录音。他的广博的知识，火样的感情，富有诗意的语言，确实令人耳目一新，难以忘怀。这种“新式报告”打破了老的政治报告模式，他们的贡献很大。我们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
但是，形势发展太快，人的思想变动太大。自“蛇口风波”发生后，我们陷入新的思索之中。我们认为，如果他们的报告还同几年前一样，那就显得不够了。恕我坦率地说，尽管他们进行了革新，但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老的传统路子，这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是从内容上看，没有触及1988年初青年的追求和问题，对现实的问题缺少深入的分析，甚至想避开一些敏感问题；二是方法上习惯于作大报告，不习惯于采用对话方式；三是观念上比较喜爱舆论一律，而不习惯于不一律。其中，最重要的是观念上的差距。
不同的经济体制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必然产生唯上、依赖、高度集中的意识。我们20多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老习惯不容易改。而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竞争意识是商品经济冲击下产生的，这是一场非常深刻的思想革命。我们就这个问题曾经展开过全厂性大讨论，目的是使我们的思想不要落后于形势。在社会大变动时期，思想非常活跃，也有些混乱，这是很正常的。昨天的认识，今天就可能被认为有片面性，这也不奇怪，是社会进步必经阶段。因而，舆论完全一律，或者努力使它一律是不大可能的。作为思想工作者，对此应有思想准备，需要因势利导，而不是强求一律。过去，我们厂长对职工作报告，职工不大感兴趣，你说你的，他干他的。现在厂长不再这样，同职工平等对话，职工可以向厂长提出问题，厂长乐于答复，气氛就变了。这样，职工欢迎同厂长对话，双方关系改善了。看来，科学化、民主化是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我们厂多年的经验总结。我们希望曲啸等同志能在作深层次探索后，在改造思想工作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董雅华（复旦大学团委干部）：我认为，改造思想工作，要不断改造，改一下停了下来，思想又会凝固化，又会出现差距。改造思想工作，首先是改造我们自己的头脑，要害在于如何看待人。要承认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需求。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人的观念也不能没有误差。我们要尊重人、关心人，才能同人交流思想，否则就格格不入。现在青年是不崇拜偶像的，你想树立一两个偶像，要大家向他看齐，这个办法不大有效，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一点。青年自己会选择学习对象，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复旦大学有一个比较民主的环境，这是因为校长、书记思想比较开放，不大干预学生。我们有一个“校长论坛”，一个月有一两次校长同学生对话，向学生汇报校内各方面情况，透明度较大，学生参加的非常多。校长讲完后，学生涌上台去围住校长谈心，台上台下没有一条界线。我以为，这是一种新气象。
毛恩（上海团市委研究室干部）：我们团市委经常作调查，应该说，现在的青年善于思索，而且考虑的都是社会问题。我坦率地说，他们对改造思想工作的话题并不太有兴趣。当前的热门话题，是社会公平、机会均等、出国深造等，这同他们的前途有关。有些人老指责青年，但如果设身处地想一想，谁不关心自己的前途呢？你想用一种抽象的道理说服他们，这很难，因为现实问题确实存在，这并非他们有意同谁过不去。台上作一个精彩报告，可以感动人，但也很可能是一阵子，因为当他无法摆脱现实的困惑时，事后，老的思路又抬头了。个人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要求社会的进步。不少人想去深圳，想去海南，无非是希望有一个个人更有发展前途的环境。靠修身齐家治天下这套老办法不行了。思想工作需要有社会机制的变革作为前提，有赖于社会的深入改革并取得实绩。这样，思想工作才比较有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这样从宏观上看问题。
记者：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对青年们提些要求呢？他们是否也需要进行一些自我反思呢？
金志堃：青年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现在，许多青年都有些失落感，原因之一是对经济改革原来设想得太简单，对各种困难出现估计不足，有急躁情绪，接着产生失望情绪。文化素质高的青年，他们确实在痛苦地思索，研究如何改变社会的机制，研究治国之道，但也有消极情绪。一般青年则更多地考虑如何找到一条能使自己富起来的捷径。他们比老年人想得多，也敢想，因为他们的生活刚开始，向往未来，这是很自然的。但确实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容易有偏激情绪，对客观条件要求高，而对自己要求不严；对生活上要求多，而事业心不强。面对这些情况，我想应该引导，使他们更现实更全面地去探索问题，更多地了解我国国情，分析中国落后的历史原因，从而理解中国改革难度之大及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们真能抓住青年的思想脉搏，同他们交朋友，赤诚相见，我以为还是可以做些工作，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无所作为，听其自然，也是不对的。
周融江：在社会开放以后，青年们的思路比较开阔，思索能力强，这些都是优点。但相对说来，由于实际锻炼少，工作能力往往比较薄弱，思想与实践之间有差距，因而到了工作岗位，不大能胜任工作。这需要从教育制度上加以改进。青年人也应该看到这个弱点，并用奋发图强的精神，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