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风波”在蛇口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关于“蛇口风波”的议论

“蛇口风波”在蛇口
本报记者　王楚
在内地，“蛇口风波”如今已形成不大不小的冲击波。
可是，在蛇口，却平静得令人“惊诧”。尤其是我这个初到蛇口的记者，对那里的青年满腹疑惑。
一连几天，记者奔波于蛇口青年之间，数十名被采访青年员工的回答竟千篇一律：“什么风波？”“不知道！”“我们打工仔只关注老板的脸色。”在蛇口工业区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接受采访的几位工会青年会员代表的回答也是如此。
求真务实，这才是蛇口青年。
“在蛇口，‘蛇口风波’这种事，本来就不值得谈，也没有时间去争论它。”72岁的招商局董事长袁庚直率地回答，令记者瞠目，“每天太阳升起，蛇口青年推着自行车，匆匆忙忙地上班。在进厂的时候，他们关注的是站在门口的老板的脸色，关心的是自己迟没迟到，会不会被‘炒鱿鱼’（开除）”。
马德才，这位在从事工会工作的“白领阶层”员工这样解释说：“蛇口三资企业对员工的考核，不是看青年对政治关心与否，而是看干活的效率、干活的质量，出不出活。”
蛇口加工区约有2.6万职工，80％是青工。
在商品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蛇口，人们对政治的淡薄，是必然现象吗？这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人人举刀枪，齐上阵，口诛笔伐，像‘文革’那样，让8亿人民都关注一件事，卷进去，正常吗？”《蛇口通讯报》副总编辑张梦飞反问记者。他认为，在内地一些地方，对青年的衡量，常常从政治上着眼；在蛇口，则常常从经济上着眼，即看他能不能为公司创造效益。因此，打工层不关心“风波”一类的事。“白领阶层”搞思想工作的专门家们，还是十分关注的。
“蛇口青年把自己的人格看得很重，遇事也习惯看它有没有经济效益。”工业区团委副书记谢鸿对当地青年有着自己的评估，“在蛇口，关注这场风波的青年，工人中约占10％；机关里，40％是知道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蛇口工业区内，只有两个报栏；各三资企业内，也不像内地不少工厂，在车间屋角旁装上大喇叭。当然，上班时间，是严禁看报的，有的车间也没有订报纸。企业常常加班。工人下了班，已是浑身困乏，没有兴趣关心政治。剩下不多的时间，还想“拍拍拖”（谈恋爱），泡泡歌厅。
“是把工人都引导到关心政治好，还是引导到关心经济好？”记者问对“风波”格外关注的“白领员工”——中国国际旅行社蛇口支社的董声本。
他回答得干脆：“必须承认不同人在不同层次的追求，各人应该干好自己应该干的那份事。蛇口2.6万职工都来关心政治，关心‘风波’，说明蛇口人没事干了。”
在蛇口培训中心大楼，我见到参与“蛇口风波”的王克朴和孙少虹。他们关注的是“风波”过后的思考。“当时，参加座谈的是少数青年，涉及的观点，在蛇口显然早已争论过，像对淘金者问题。”
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则说：类似这种问题，“如果用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思考，有些青年人为了赚钱来蛇口，有什么值得去指责的呢？”
记者曾问袁庚：“你们开发蛇口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建设蛇口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他答：“寻求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把中国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像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同时，吸收西方科学文化，先进的技术、设备，先进的科学管理。但是，西方乌七八糟的东西要排除。我们就是建设这样的蛇口。”
“那么，有一个青年认为深圳、蛇口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外国特色，您怎么看？”
“青年人提出一点不同意见怕什么？让人家讲讲，没有坏处。为什么非要大家众口说是？社会主义应允许多种声音存在。‘文革’期间，只有一种声音，从语言到形象，‘高大全’，完全统一，只有一种声音，正如一个读者在来信中说‘那个时候，是中国最悲惨的时候’。”
几天的采访里，我也数次与蛇口青年发生争辩，深深感到：不同人物、不同观点的碰撞，在蛇口各式各样的座谈会上已是司空见惯。
对于“蛇口风波”在蛇口的反应，我们似乎还应想得更多、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