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与《清代通史》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萧一山与《清代通史》
江地
萧一山先生（1902—1978年）是我国久负盛名的历史学家、清史专家。原名桂森，号非宇，出生于江苏省铜山县（今徐州市）的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艰苦的家庭生活和卑下的社会地位造就了他刻苦耐劳、自强拚搏的品格。在校期间他不仅是名列前茅的优秀生，而且还忧国忧民，萌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他后来回忆说：“民国三、四年间，上海有译日本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辩论集·序》）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情操成了他撰写《清代通史》的强大动力。
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年，萧一山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即研究清史。萧氏同班同学张克昌教授生前回忆说：“萧一山在山西大学读书时，已经把他的精力集中到清史的研究上，每日伏案疾书，勤苦不辍，此际他已写出了《清代通史》的部分初稿。繁重的研究工作，使他心力交疲，神形憔悴，常常胃口不开，吃不下饭去，只好在粗茶淡饭中多放一些辣椒以佐食。”
1920年，满怀理想与壮志的萧一山转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学习，但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严酷现实，使其从政的愿望很快破灭了。终其一生，始终是以治学为重点，尤其是致力于清史研究。1922年，在著名明清史专家朱希祖与孟森的倡导下，北大建立了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组织力量对清代文献进行清理。这对久有志于清史研究的萧一山来说，真是如鱼得水。他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接触了大量原始资料，诸如誊黄、敕谕、诰命、实录、会试、考卷、题本、库表等等；其内容涉及到有清一代的地丁、漕米、旗营、军饷、垦牧、河政、盐行、课税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资料。这些珍藏多年的史料，大大开扩了萧一山的视野，为《清代通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原始素材。他曾十分感慨地说：“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平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叙例）
浩瀚无边的史料是历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然而萧一山并没有像某些学者那样，一头扎进史料堆，两耳不闻窗外事。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都在北大执教，他们富有感染力的讲演曾吸引了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萧一山便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萧一山不时往李大钊那里求学问道，虚怀请教。他的《清代通史》刚一脱稿，即登门求李大钊作序。李大钊在序言中称：“萧子一山，以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一书。书成，执以示愚。愚受而读之，知其书之性质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叙的国民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及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余故乐为之叙，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为重作各史之先声也。”（《清代通史》卷上，序，1923年北京中华书局初版本）
李大钊在序言中，希望萧氏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有清一代的历史写成中国国民的历史。萧一山在初版的
《清代通史》叙例中表示：“近世‘唯物史观’之学说兴起，谓经济之趋势，当求诸历史；历史之变迁，亦根据于经济；二者有相互之关系，而历史之因革，尤以经济为转枢。此盖社会主义之大旨，而以目前的实际的生计问题为中心者也。”直到四十年之后，他在台湾修订此书时，叙例中仍保留了这一提法，其实事求是精神真可谓难能可贵矣。
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出版时，萧一山才是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大学尚未毕业。这件事曾经轰动了当时的史坛。梁启超称赞他“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读兹书，何其乙乙而抽，渊渊而入，若视庵摩罗于掌上，而嚼谏果于回甘也。”（《清代通史》卷上，梁启超序）
半个多世纪以来，此书一版再版，盛行不衰，成为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其魅力究竟在何处？我以为，该书的重要特色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鲜明的民族革命史观和炽热的爱国主义感情。
作者生于晚清，成长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耳闻目睹了清廷的腐败，列强的欺凌和历届政府的昏聩，尤其是从二十世纪以后如火如荼展开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革命史观。他宣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他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我们为什么革命？因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不得自由，不得平等，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或文化上。抵抗是人类的天性，我们能不努力自救么？”（萧一山：《中国近代史概要·引论》）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者对明末清初的李自成起义、清代中叶的天地会、白莲教举事、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革命、乃至后来的义和团及辛亥革命，均给予较高的评价。作者对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与凌侮，痛心疾首，认为列强“侵略之行动，毫无忌惮，如疯如狂。”（见该书卷下三册1021页），故认为义和团运动“本质上亦系救国运动”、“盖亦民族自决后爱国运动之横流者耳。”（见该书第四册第三十六章《庚子义和团事变》，第2155—2156页）作者在那样的环境下，坚持这些观点，应予以肯定的估价。
其二，史料丰富，排比得宜。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一部成功之作，必须尽量详尽的占有史料，才能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萧氏《清代通史》突出优点之一，是占有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分门别类，排比得宜，娓娓叙来，生动感人，使人毫无芜杂之感。诚如作者在原版叙例中所说，他撰写上、中卷时，就参考书籍六七百种之多。至于修订和完成全书时，参考之史料则更加完备，“如军机处及内阁大库档案之整理，‘夷务始末’及外交史料之印行，太平天国遗书文物之研究，各国秘档私藏之公开展览，凡足以证往谍传说之谬误者，皆一一加以删正。”作者60年代修订此书时，史料已较丰富，然而上中卷出版时在1923年和1925年，当时《清史稿》尚未完成，许多今天极易见到之史料，当时尚禁锢于深宫密室，有的著作如《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尚在同步进行之中。作者正是在这种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多方搜求，或采自文献史籍，或访之遗老口碑，然后将搜集来的庞杂史料，认真筛选，排比校勘，终于使《清代通史》成为传世佳作。
其三，考证翔实，鉴别精审。
《清代通史》编撰还有一个突出优点是考证翔实，鉴别精审。这不仅与作者学识渊博有关，而且与他早期所处时代有关。清末民初之际，曾经盛行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风在社会上还有颇大影响，他们的口号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萧氏受了这种影响，故对于清代历史上一些聚讼纷纭的重大事件，如关于顺治出家五台山为僧，关于太后下嫁摄政王，关于雍正被判，关于乾隆生父是否海宁陈氏等问题，都在本书中作了考证与鉴别。书中有的考证长达数万字，短的也有数百字，对于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如关于天德王洪大全是否确有其人，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作者的论证，大多立论公允，旁征博引，头头是道。这些问题涉及面甚广，今天看来不能说是全都无懈可击，然而总的看来，大多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失为一家之言。
《清代通史》总的说来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但是，也还存在着缺点与不足。如作者对某些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抗清斗争，大多采取否定态度。如卷上第一册论述“云贵土司之叛乱”、“粤闽之戡乱”，称土司为蛮目、为土酋，对他们占有的地区称为“窃据”、“僭号”等，这些说法与清代史书无异，显得过于陈旧。
萧一山从十多岁即开始致力于清史研究，一直到他1978年到台湾参加“清史档案研究会”以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溘然长逝，一生中有六十多个寒暑都花费在这个事业上。他于1948年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之邀在那里任教，后来又曾担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史学会监事等职务。大约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屏绝一切外务，闭户潜修，寝馈三年”（包遵彭：《读萧一山〈清代通史〉），终于完成了四百一十余万字的清代通史的修订工作。1962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是他数十年的心血结晶。此后他即定居台湾，亦曾往美国讲学。
数十年间，无论是在大洋彼岸，还是在台湾大学的讲坛上，萧一山先生无时无刻不思念大陆故乡的一草一木，以及他曾在那里攻读过的山西大学、北京大学和执教过的河南大学。当年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发表，曾使这位鬓发斑白的学者老泪纵横，彻夜难眠。此后，他与家人多次分享“家书抵万金”的欢悦，并将《清代通史》全套寄回国内，还作了回乡探亲的详细计划，甚至有志于再赴紫禁城披阅明清档案史料，并致力于加强海峡两岸及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然而这些美好的计划尚未付诸实现，他却与世长辞。他的逝世无论对我国大陆，还是对台湾的学术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