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社论

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
原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兼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季方及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等勾结和包庇盗窃分子、制造阴谋、陷害好人、违法乱纪的案件，从今天本报所发表的全案事实经过中，人们可以看到它是多么骇人听闻的严重案件。它说明了目前在我们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内部，竟有少数无法无天的阴谋分子，为了他们少数人的可耻的目的，不惜完全背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不惜采取国民党式的反革命手段来破坏人民的革命事业。他们在实质上已经变成为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罪恶行为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行为在实质上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周季方、宋瑛等陷害好人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长期蓄谋的犯罪行为。很早有人写信向毛主席检举他们在工作中所犯的许多严重错误，他们却因此怀恨在心，并公然违反党纪和国法，决定要追查检举人，蓄意加以陷害。他们怀疑检举人是武汉市立第二医院文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纪凯夫。于是，在武汉市立第二医院监委王清盗窃公款的罪行发生之后，周季方、宋瑛等立即加以利用。他们极力勾结和包庇盗窃犯王清，颠倒是非，硬说盗款的不是王清，而是别人“捣鬼”。他们设下了一个阴谋圈套，嫁祸于纪凯夫，下令公安局加以逮捕审讯；并逮捕了配制盗款所用钥匙的铜匠李德玉等人，长期加以拘押，由公安局侦察科长彭其光采用变相的肉刑，逼使铜匠诬陷好人，进一步向纪凯夫等逼供，并且不许纪凯夫上告；甚至于无耻地捏造证件，污蔑纪凯夫为“特务”。他们还拉拢了一伙人，形成一个阴谋集团，四处造谣，有计划地对党进行欺骗，并代替王清起草“控告信”，尽其污蔑毁谤之能事；对于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正派党员和干部，则尽力加以打击，聚众肆行“斗争”，声言“非拚命不可”。
这一切显然都是极端严重地违反党章和国法的犯罪行为，是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所决不能容忍的。但是，原中共武汉市委和原中共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不仅没有制止这种犯罪行为；相反的，市委员会竟曾决定继续扩大这个案件的逮捕范围，对于上级党委的多次指示和下级党的组织及干部的多次正确建议都拒绝不理。党组还首先批准了逮捕纪凯夫的行动。中共武汉市委第一副书记、中共武汉市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德峰和市委第二副书记谢邦治等，自始至终完全支持和鼓励了这种犯罪行为。吴德峰对于周季方、宋瑛等的罪行一概予以支持，并声称“王清的偷盗证据愈多，恰恰是反证愈多”；谢邦治竟亲自布置对纪凯夫等的侦察和审讯工作，限期破案，并表示宁肯错到底不能早日释放纪凯夫。市委书记张平化对于这一切也负有直接的责任。他们就这样对革命群众造下了一个毫无根据的冤狱，铸成了不可宽恕的错误。他们可耻的目的，无非是要在人民面前显示他们的威风，打击向毛主席检举他们错误的检举人，借以维持和巩固他们少数人所已取得的地位。
现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决定开除周季方、宋瑛、王清、彭其光等四人的党籍，改组中共武汉市委和市人民政府党组，撤销吴德峰和谢邦治两人的党内职务，予张平化以警告处分并降为副书记。同时，中南军政委员会也已决定撤销吴德峰、谢邦治两人在人民政府中所任的职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南局还决定不但昭雪纪凯夫所受的冤屈，恢复他的名誉，而且对于他一贯积极工作和坚持斗争的精神，予以鼓励和表扬；赔偿铜匠李德玉等的损失并向他们道歉；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子恢同志，并曾亲自到医院慰问纪凯夫。这些也是完全应该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坚决保护人民检举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所犯错误的民主权利的。如果有任何政府工作人员敢于向检举人进行报复，人民政府是要坚决予以制裁的，不管这些人的职位有多么高，功劳有多么大。
显然的，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决不能容许像王清之流的盗窃犯存在，这是不必说的了；而周季方、宋瑛、彭其光等有计划地制造阴谋，捏造证据，用极端恶劣的手段陷害检举他们错误的好人，并且结成集团，对党欺骗、违抗，这难道不是违法乱纪至极了吗？这和恶霸反革命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对待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完全采取了反革命者对待革命者的残暴手段。纪凯夫不正是革命群众吗？他们却一再下令把他逮捕起来，长期拘押，上了手铐，审讯一次竟达六十小时，假造证件诬他为特务。铜匠李德玉等不正是劳动人民吗？他们却拘捕了三个铜匠，长期拘押，逼使假造口供，陷害好人。他们用这样残忍和卑劣的手段来对待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这和国民党反革命分子残害我们革命干部和群众所采取的手段，在本质上简直就没有什么分别。因此，我们对于这些采取反革命手段的彰明昭著的违法分子，必须予以严办。
这些人所以违法乱纪达到这样惊人的地步，当然和他们本身的思想作风是有密切关系的。贪污蜕化分子如王清之流，最后成为盗窃犯，并企图逃跑投敌；他完全发展到叛党、反革命的地步是有他的必然性的。宗派报复分子如周季方、宋瑛之流，为了可耻的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毫无党性，终至勾结坏人，形成小集团，设置圈套，陷害好人；他们成为阴谋破坏分子，这也正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宗派报复思想发展到最危险程度的必然结果。至于吴德峰、谢邦治等平日压制民主，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情绪，党性不纯，无组织无纪律，作风十分恶劣，终于成为阴谋破坏分子的庇护人和帮凶也是必然的。
武汉市的案件说明了：在人民革命胜利后的三年间，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余影响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已经使我们党的机体和革命队伍的某些部分沾染了严重的污毒；遇到抵抗力薄弱的地方，污毒的蔓延竟至使局部的机体几乎完全败坏，如不迅速地、坚决地加以根本的割治，就会有严重的危险。因此，目前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彻底地、全面地对这一切污毒加以清除，对于一切潜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坏分子，坚决地加以肃清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我们党的若干部分的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成分上的不纯洁现象，使党更加健全和巩固起来。
武汉市的案件终于基本解决了。这证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永远不会腐化的，是永远健康地不断向前发展的。凡是爱护真理的正直的革命工作者和革命人民，对一切恶势力的斗争，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一定会得到最后的胜利。在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内，大量地普遍地存在着坚持真理并为真理而奋斗的英勇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这又是我们能够战胜一切恶势力的重要保证。在武汉市的这个案件中，我们所看到的原中共武汉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处处长王世勋、中共武汉市第四区区委书记苏苇、武汉市立第二医院医务科长孙麦龄等同志，就都是坚持正确原则和坚持斗争的。有了这许多好党员做骨干，团结党外广大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我们一定能够随时发现隐藏在我们内部的坏分子，并迅速地把他们清除出去，使我们的革命队伍，更加纯洁，更加巩固，更富有战斗力，成为永远不可战胜的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