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面临的困境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面临的困境
谢泳
按照流行的说法，人们把1985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报告文学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但什么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呢？好像又没有一个确切的含义。所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只是一种大体上描述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发展特征的一种说法。它主要指的是以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和赵瑜的《中国的要害》等为代表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这些报告文学的突出表现是超越了以往单一的描述一人、一事的创作模式，而采用了一种全方面、多角度地观察问题的方式。在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没有突出的人物，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事件，作家采用的是选择众多对表述某一问题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和人物，从各个角度印证作家在创作之前就已深思熟虑的对某一问题的见解和解决方式。在这类报告文学中，作家们多数选择与日常生活或者与普通人联系紧密的事件进行文化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思考，所以这类报告文学又都不免带有
“学术性”的倾向，即作家在报告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强化作品的文献价值，或在调查中发现了新材料和在已有材料的引证中得出了新结论。由于这样的特征，所以这类报告文学的接受层面一般是这样的：第一，由于报告文学作家选择的创作题材多数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所以一般群众从关心自身利益的角度欣赏这些报告文学。第二，由于这类作品在调查过程中接触了相当丰富的感性材料，所以也为一般相关领域的专业社会科学工作者接受。第三，由于这类报告文学的选题基本上都具有行业性质，所以其反响最强烈的还是直接与报告文学的选题对象处在同一位置的人们。比如赵瑜《中国的要害》反映中国的公路建设问题，主要的兴奋点在交通系统。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反映建筑问题，真正引起共鸣的是建筑行业，同样道理苏晓康反映教师生活的《神圣忧思录》也在中学教师中反响最大。从整体上把握，这类报告文学由于着眼于对社会问题的宏观把握，所以具有较强的理性色彩，它吸引读者的根本原因在于报告文学作家能够将生活的真实情况详细地告诉读者，而且态度比较客观。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类报告文学观察社会问题时视野比较开阔，能够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以及多方面入手，应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评价社会问题，而且一般都具有反思和批判的眼光，因而带有较强的启蒙色彩。上述特征决定了这批报告文学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反封建的批判精神。但是由于过分追求报告的容量和思辨性，文学性相对减弱了，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的确是使报告文学作家感到困惑的。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的10年历程表明，将“报告”和“文学”完美地结合起来只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在创作实践中基本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文学性强报告性弱而呈现“小说化”的报告文学，二是报告性强文学性弱呈现“学术化”的报告文学。1985年之前，报告文学的创作倾向以“小说化”为主潮；这之后，“学术化”的报告文学领了风骚，但由于文学性的丧失，报告文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将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以我的理解，恐怕还是“报告性强”的报告文学更具有吸引力。因为这类报告文学相对说来更接近于报告文学的本来意义，正如巴克在论述基希的报告文学创作时说的：“报告文学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近三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大致如上所述。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这批报告文学作家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这一段时间内，报告文学相对于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更多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三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形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二个繁荣期，但是这一时期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也的确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选题的相似性。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由于这类报告文学受到读者的欢迎，所以有相当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中产生了不谋而合的现象，这种创作中的相似性已开始使读者产生失望情绪。我这里所谓的相似性，不等于相同，更不是模仿，而是指报告文学作家思维方式的雷同。苏晓康《阴阳大裂变》之后，以婚姻、爱情、大龄青年等问题的报告文学一时泛滥成灾。而其它题材领域此类现象也非常之多。赵瑜的《强国梦》和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几乎同时问世；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和苏晓康的《最后的古都》接踵而至；唐敏的《人工流产》之后，尚有瘦马的《人工大流产》出现，由于篇幅关系，我不能一一举例，反正在相当多的敏感问题上我都曾读到过二篇以上的作品。这类现象，在近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绝非个别，虽然这些作品并非完全相同，但在创作方式、思考重心和价值取向上无疑具有相似性，如果是互相模仿乃至抄袭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谋而合，不谋而合至少反映了创造力的贫乏。
二、议论的空泛性。近期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大量出现了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议论。这一特征是这类作品获得了政治色彩。但是由于报告文学作家的素养关系，在相当一批报告文学中大量空泛的议论将本来客观的事实使读者产生的联想破坏了。有些报告文学作家过于自信，有“政治癖”，将读者抛在了一边而夸夸其谈。其实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那些议论不是来自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就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或者相关的学术著作。近来《世界经济导报》上的议论也开始被报告文学作家重复引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些报告文学作家究竟是在报告别人？还是在炫耀自己？
三、引证资料的轻率性。由于报告文学的“学术化”倾向，致使相当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作品中大段地引证相关学科的经典论述和原始材料，以体现作品的学术性，结果不仅由于繁琐的引证大大减弱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且由于在引证有关专业学科的资料时态度不够慎重而大量出现常识性的错误。有些报告文学作家表现的过于勇敢，在缺乏必要的素养前提下，冒然闯入自己本来陌生的领域，而后随意发挥自己的见解以显其深刻，结果闹出许多笑话。这里有些报告文学作家实际上误解了自己的优势。由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兴盛客观上得之于新闻体制的局限，这就决定了当代的报告文学更接近于文学化的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作家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作家型的记者角色。这就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不可能随意对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进行盲目的闯荡，而更适宜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过于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发表看法。
四、采访意识的淡漠性。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兴起以后，一个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采访意识淡漠了。我们太懒，太急功近利了，我们喜欢从资料入手，乐于从已见诸报端的文章中引证和获取材料，我们善于发挥自己处理材料的综合能力，而将本来应有的实地考察和采访精神丧失了，这不能不说是记者素养的退化。
苏晓康、钱钢、赵瑜等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做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对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点从他们作品的题目就可以看出。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和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后来出现的相当一批报告文学的题目都袭用了“大”、“中国”、“启示录”以及由此而生的一些转化，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思路，并由此形成了模式，而模式的形成也意味着这类报告文学创作正酝酿新的突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已经写完，而是说由于模式化的形成而迫使作家选择新的题材领域和寻求新的表现形式。所以今后报告文学的创作趋向很可能会是向历史事件的回归，但是这些历史事件的选择必须是和当代中国现实有紧密联系的，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和重新评价将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兴趣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