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 [复制链接]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回顾
陈丕显　叶飞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而遭致失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此前后，南方其他苏区的红军主力，也相继退出原来的根据地，作远距离的战略转移，被留下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奉命就地坚持斗争。从这时起，迄1937年秋，留在南方各红色区域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
南方红色游击区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8省15个地区。这些地区是：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赖昌祚等领导的闽赣边游击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领导的闽西游击区，黄会聪、何鸣等领导的闽粤边游击区，关英等领导的皖浙赣边游击区，刘英、粟裕等领导的浙南游击区，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等领导的闽北游击区，叶飞、马立峰、詹如柏等领导的闽东游击区，王于洁等领导的闽中游击区，陈寿昌、傅秋涛、徐彦刚、严图阁等领导的湘鄂赣边游击区，谭余保、彭辉明等领导的湘赣边游击区，彭林昌等领导的湘南游击区，高敬亭等领导的鄂豫皖边游击区，张星江、周骏鸣等领导的鄂豫边游击区，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游击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荣的一页。
（一）
红一方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云集在中央苏区周围的50万敌军，除一部分被抽调去追堵长征的红军外，绝大部分兵力仍然留下，继续向苏区腹地进攻。而奉命留在中央苏区的红24师和十几个独立团及其他地方部队，连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共计约3万余人，其中还包括大批伤病员。敌我力量对比更为悬殊，形势险恶。南方8省红色区域就是在这种空前的险境中开始了十年内战中最为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面临如此严重的危局，很显然，南方各苏区都有一个实行战略转变的问题，即由苏区变为游击区，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然而，为“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临时中央，却没有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周密的部署，只是在中央红军主力即将转移之际，仓促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根据地军民坚持斗争。随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又决定成立中央军区，作为中央苏区和邻近苏区红军游击队的统率机关。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同志组成，项英任书记；中央政府办事处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中央军区由项英兼司令员。临时中央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是：领导苏区军民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打击进犯苏区的敌人，保卫中央苏区，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准备将来配合主力红军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苏区。
项英、陈毅等负责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在主力红军长征之初，他们领导中央苏区军民，箝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由于项英和中央分局为临时中央赋予的“保卫中央苏区”的任务所约束，对当时整个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希望寄托在主力红军远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师反攻上，没有适实地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苏区向游击区的战略转变，反而不适当地提出“创造新的师、新的军团”，进行大兵团作战。结果使自己越发陷于被动。至1934年11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县城和交通要道均陷于敌手。1935年1月下旬，牛岭战斗的失利，红24师和部分独立团遭到重大损失，形势更趋恶化。
血的教训迫使项英和中央分局正视现实，牛岭战斗后即认真考虑转变战略方针问题，并将自己的设想电告党中央，急请中央给予新的指示。经过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党中央，于2月5日明确电复中央分局：“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接着，又于13日、23日迭示分局，再次强调要由原来的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区方式，占领山地，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以打破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项英和中央分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毅然决定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组织坚守中央苏区的机关、部队分九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赣粤边、闽西、闽赣边和湘南，会合当地革命武装转入游击战争。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历尽艰险，抵达赣粤边，与中共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会合于油山地区。随后，蔡会文等率领的从赣南突围出来的部队，也到达油山与项、陈会合。4月上旬，项英、陈毅等在大余县长岭召集负责干部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正确方针，同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分兵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至此，中央分局最终实现了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长期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确定了正确的方向。在此前后，南方8省其他各块根据地也都先后实行了由苏区斗争方式向游击区斗争方式的战略转变。
由于失去了电台通讯设备，加之敌人重兵包围分割，中央分局与党中央以及各游击区之间失去联系，从此形成了各个红色区域独立坚持斗争的格局。
（二）
南方8省游击战争的开展，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1934年底至1935年春，他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闽赣两省划分为12个“绥靖区”。同时，又在鄂豫皖地区增加兵力，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分区“清剿”。1935年7月，又成立“闽赣浙皖四省边区清剿总指挥部”。妄图一举扑灭南方各红军游击队。
国民党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清剿”，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的方针，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无所不用其极。在军事上，国民党军以几倍、十几倍于红军游击队的兵力，对各游击区重重封锁。分区进行“驻剿”、“搜剿”、“清剿”。在政治上，采取“隔离政策”和“瓦解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连坐法，以图隔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同时，还制定《共产党人自首法》，企图诱骗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自首变节投降。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对居民实行“计口购粮”和配给日用品制度，控制圩场集市，妄图将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当时游击战争环境之险恶，斗争之酷烈，生活之艰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罕见的。红军游击队不仅要同强大的敌人作殊死的斗争，而且要同内部的动摇变节分子作不懈的斗争。至于游击生活，更是苦不堪言，在那极其艰难的岁月里，我们长年累月被围困在深山密林里，粮食断绝是常事，只好以野果、野菜、竹笋充饥。在住宿方面，更是“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天明，几番梦不成”。如果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和同志们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没有群众舍生忘死的支援，要胜利地渡过这漫长的岁月，是不可想象的。
在军事上，红军游击队采取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形，以山地为依托，避强击弱，昼伏夜击，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声东击西，神出鬼没。在斗争中各游击区都摸索出一套对付敌人的办法。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描述的：“讲战术，稳坐钓鱼台，敌人找我偏不打，他不防备我偏来。乖乖听安排”。
在政治上，红军游击队实行灵活的斗争策略，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例如发展革命“两面政权”，就是成功的一例。各地党组织派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开明绅士，去担任保甲长；对有悔改表现的保甲长既往不咎，并逐步争取他们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为共产党办事；至于个别极端反动、坚决与红军游击队为敌的保甲长，则坚决给以严惩。这样，国民党反动的保甲制度也就不灵了。而我们则在工作上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经济上，采取保护工商业，红白区来往自由贸易的政策，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军民关系至关重要。那时，红军游击队与广大群众溶为一体，生死与共，患难相依。在战斗中，群众想方设法为我们侦察敌情，送情报，当向导。在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只要红军游击队员一进村，当地青壮年便自动为游击队员站岗放哨。最难能可贵的是，有的群众被敌人逮捕后，虽遭严刑拷打，也不吐半句真情，以鲜血乃至生命，保护红军游击队的安全。群众不仅与我们一起战斗，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把大米、食盐和药品送上山，接济游击队，使我们得以打破敌人长期的经济封锁而生存下来。陈毅曾满怀深情地歌颂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推动下，蒋介石表面上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被迫在西北停止了对红军和边区的进攻。但在南方却继续调兵遣将，实行“北和南剿”的反动方针。蒋介石任命刘建绪为闽赣浙皖四省“剿共”总指挥，卫立煌为鄂豫皖督办公署督办，集中兵力，采取“大抄山、大烧山、大砍山”和“篦梳式”搜山等凶恶的手段，企图给南方各游击队以“最后的一击”。
然而，这时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已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战略战术更加巧妙，政策更加灵活，意志更加坚定。尽管国民党使出浑身解数，但其图谋始终未能得逞。我们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顺应全国抗日潮流，壮大了力量，扩大了影响。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各游击区一方面坚决粉碎敌人的军事“清剿”，一方面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想方设法获取来自党中央的信息。为此，我们用各种办法收集国民党的报刊，从字里行间去揣摩和分析政治形势，研究和领会党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精神。同时还派人到香港、上海、武汉，找地下党建立联系，或转道去陕北，直接与党中央联系。
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张云逸、李克农等在南京和武汉，就南方红军游击队问题，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张云逸还奉命到南方与各地方当局谈判。在这前后，一些游击区又从不同渠道得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共合作宣言》等文件。据此，南方各游击区进一步转变策略方针，由“抗日反蒋”改为“联蒋抗日”，正式向各地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这时，国民党迫于形势，表示愿意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但一些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仍缺乏诚意，在谈判中使用诱降（即“收编”）和分化瓦解政策。他们或者以“谈判”掩护军事进攻，或者诱我下山“收编”。“收编”和“改编”虽只是一字之差，但却是谈判斗争的焦点。国民党妄图通过谈判把我们“收编”过去，以实现其在“清剿”中未能实现的目的。因此，在和平谈判过程中，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南方红军游击队坚持国共合作抗日及独立自主政策，在谈判中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坚决进行自卫还击；对搞阴谋诡计的反共顽固派，予以严正的揭露，坚持改编，反对收编；对肯坐下来进行谈判者，则以诚相待。经过艰苦斗争，红军游击队终于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若干和平协议。
1937年9月中旬，陈毅在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的陪同下到达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9月下旬，项英前往南昌继续就停战和合作抗日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同时，中共中央代表与国民党代表，在南京达成了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协议。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另外，以闽中和湘南部分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特务营。随后琼崖红军游击队也通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改编为广东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后来发展成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
南方红军游击队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胜利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任务。尤其可贵的是，保存了党在南方的战略支点和革命火种，锻炼出一支坚不可摧的革命武装。如同长征的红军发展成为强大的八路军一样，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八省红军游击队汇合成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对此，中共中央曾给予高度评价。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当我们每每回忆往事，总是激起我们对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光荣牺牲的先烈们的无比怀念。他们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开创的那种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激励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开放，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