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黄琪翔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怀念黄琪翔同志
周谷城
黄琪翔同志是广东梅县人，农工民主党的创党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胸怀壮志，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因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满于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1922年回广东投身革命，在东征南征诸役中屡建战功。北伐战争时期，他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率部从海南岛赶到湖南平江，与叶挺的独立团主攻据高固守之敌，首战告捷。汀泗桥之役，是北伐进军的关键一战。在敌人援军即将赶到的紧急时刻，琪翔同志向政治部主任兼前敌总指挥邓演达和师长张发奎请战，由他率三十六团为前锋，黑夜从汀泗桥右侧约50里处渡河，迂回敌后突击，一举占领敌区制高点和汀泗桥北面阵地。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率叶挺独立团和三十五团从桥南向守敌发起猛攻，8时前占领汀泗桥，并于午前进占咸宁县城。随后，琪翔同志率部同叶挺的独立团乘胜前进，勇夺贺胜桥，直捣武汉，取得辉煌胜利。琪翔同志因战功卓著升为十二师师长，时年28岁。据郭沫若同志回忆，当时琪翔同志是一位年青的军官，在军中有很好的声誉。攻克武昌以后，琪翔同志率师进攻江西，在马回岭一役，他勇敢善战，击溃孙传芳主力。北伐战争的第一阶段，琪翔同志与叶挺将军亲密合作，战绩显赫，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写下了国共合作的光辉篇章。1927年4月，琪翔同志晋升第四军军长，第二次出师北伐，在河南临颖击败奉军，为北伐再立战功。
大革命失败后，琪翔同志赴德国，在柏林受到宋庆龄、邓演达的影响，赞成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共商建立新党，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1929年他随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典礼。1930年邓演达回国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琪翔同志是邓的得力助手之一，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从事反蒋的军事活动。1931年夏，邓演达准备武装起义，派琪翔同志赴粤开展军事活动，深得邓的信赖。邓多次给他去信说：“军队工作应加紧，你应指导他们工作。”“现在蒋派出大批黄埔生回粤，吴乃宪亦其中之一，不可靠，望勿见他。北方近日消息甚多，都说‘快动’，我们动手更容易了，你以为如何？”8月间邓演达不幸被捕，倒蒋起义功亏一篑，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琪翔同志与章伯钧、季方等同志为营救邓演达和恢复组织倾注了全力。“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慨，与同志们共同提出了“倒蒋抗日”的政治口号和行动纲领，并于1932年组织义勇团和救护队，积极赞助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春，又派出北平一批同志，到张家口参加“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秋，他带领大批干部到达福建，参与发动福建事变。11月20日在福州召开的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琪翔同志任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大声疾呼“外侮日亟，国土日蹙，非抗日无以救国，非推翻蒋介石政权，无以实现全民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琪翔同志当选为政府委员，任军委参谋团主任。为抵御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他常长途跋涉，不避艰险，亲临前线各地视察。福州告急时，他和蔡廷锴将军是最后离开福州的，充分表现了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反蒋救国的决心。
闽变失败后，琪翔同志重赴德国，参加“留德学生抗日联合会”，继续从事反蒋抗日的爱国救亡活动，因而遭到柏林警察当局的拘捕。1935年，他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力主联共抗日，认为“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同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推选琪翔同志为总书记。
193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促蒋抗日的指示》，琪翔同志鉴于国内的政治局势已有转机，决心回国参加抗战。10月间到达香港，与章伯钧、彭泽民等同志相聚，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联合，进行抗战，我们应响应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号召，在国民党中间做促进工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帷幕，琪翔同志先后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率部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三个月之久。是年秋，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在南京与国民党继续谈判，琪翔同志同他们常相过从，由衷赞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表示“愿尽到自己的责任。”有一次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来访，琪翔同志热情地设家宴款待，并邀请国民党要员张群作陪，饭后还在庭院合影留念。1938年春，白崇禧特托琪翔同志邀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参谋长叶剑英到蛇山下熊廷弼私邸，就对敌作战掬诚会商，周副主席提出了应采取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紧密结合的作战方针。待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徐州指挥作战时，白崇禧前往协助，就执行了这一方针，取得了血战台儿庄的辉煌胜利。1938年，琪翔同志与周恩来同志一道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们彼此坦诚相处，亲密合作，扩大了团结抗日的影响。后来琪翔同志常回忆说，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但他当时却为当局所不容，8月间被调离政治部，任军训部次长闲职。武汉失守后，因军事上的需要，琪翔同志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参加著名的枣宜会战，激战七昼夜，敌军一无所获，琪翔同志获得华胄荣誉奖章。以后他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在那戎马倥偬，艰苦抗战的岁月里，他常以司令部为家，延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身边工作，他的司令部驻湖北恩施时，适叶挺将军被国民党当局拘禁于此，琪翔同志以友情为重，不避嫌疑，常亲往看望，并给予生活上的关照。1944年，琪翔同志调任远征军副司令长官，指挥滇西远征军作战，在盟军中显示出了杰出的指挥才能，为打通被封锁达三年之久的中印公路，结束我国被围困的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八年抗战中，琪翔同志转战东南，几次指挥大兵团作战，打出了中华民族的威风；同时他待人接物温文儒雅，有军人政治家之称。他同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有深厚的革命情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可贵贡献。
抗战胜利后，琪翔同志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建国。当他识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时，曾公开表示“从此退伍，绝不参与内战”。以后见国内和平无望，他作为一个爱国的现役军人，为回避内战，请求出任中国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离开了国土。到任之后，他认真考察国内和国际形势，认识到民主力量必胜的道理，反内战之心更为坚决。1948年秋，他回国述职，途经巴黎时获悉国民党反动集团已决意向内战的死胡同钻到底，幻想凭长江天堑苟延时日，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寻找出路。迄回到南京，他一再向蒋介石力陈己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国内问题决非战争所能解决。由于他的意见与蒋相悖，最后蒋恼怒地对他说：“你不要再到德国去了。”此时，适傅作义将军来南京参加军事会议，与琪翔同志会晤，他密劝傅说：“此次内战毫无意义，违反大势，丧失民心。目前战局已成，即拚死挣扎，也只能延长战祸，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中。在此关键时刻，正是有志者当机立断，对国家民族作出贡献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中国人民决定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琪翔同志毅然出走，化装潜往香港，公开宣布同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谈话，积极从事迎接全国解放的爱国民主活动。1949年8月，琪翔同志应邀来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琪翔同志非常激动，说“中国人民百年来的革命斗争没有白费，这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建国后，他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尊重与信任，担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等重要领导职务，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还在农工民主党中央任秘书长、副主席。他曾感慨地说：“数十年来在政治圈里摸索，终于得到了光明。”在新的生活里，他自感才疏学浅，立意从头学起，勉力赶上。他收集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坚持学习，且好独立思考，写下了许多学习笔记。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也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豪爽坦率，表里一致。他参观人民公社，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感到无比兴奋，但也不顾当时被扣上“泼冷水”的帽子，往往有疑必问。他提出了按列宁的电气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还提出了自己对阶级斗争的看法，认为重要的还是发展生产，单纯地搞激烈的阶级斗争，对国家经济建设是有妨碍的。他认为应让理论与事实结合来说明问题，才能使人信服。但是，新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曾经有过艰难的岁月，琪翔同志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他从没有动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从没有淡漠对长期合作共事的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与爱戴。
琪翔同志有长期指挥国民革命军为反帝反封建而战的光荣历史，有冀求祖国成为统一、富强、文明国家的赤子之心，他对台湾和海外诸多亲朋故旧从未忘怀，总希望有团聚叙旧之日。遗憾的是，琪翔同志没看到今天祖国的伟大变革就与世长辞了。但在中国共产党指引下，全国人民正共同努力，为祖国的统一、为把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琪翔同志赤诚的爱国之心，当可得以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