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村”的变迁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农村改革已十年征文

“哲学村”的变迁
徐学枚 郑坚富
提起“哲学村”，不少人记忆犹新：它，就是那场政治风暴中以“红脚梗学哲学”而风靡全国的浙江省江山市新塘边镇勤俭大队，现在叫勤俭村。
十年前，当勤俭村成了农民学哲学的典型在全国大吹的时候，这里的人却陷入了灾难的深渊。在“斗”“批”“割”的嗷叫声中，勤俭人得到了什么呢？是心灵的创伤，生产的破坏。“饿着肚皮讲哲学”，哄了别人，也哄了自己。
而今，这个当年富有传奇色彩的“哲学村”及其贫困的“哲学”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过去摆放“学哲学成果”的展览馆，如今成了村服装厂厂房；
以前讲演斗争哲学的大会堂，现在成了村肉食制品厂；
当年接待了全国40多万参观者的“休息室”，而今已是村幼儿们的乐园。
当年“学哲学”写作班子成员、现任镇工办会计的姜法六说：“过去为平均主义哲学唱赞歌，现在实实在在觉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收入有差距，不是坏事。”
禁锢人们思想的哲学，被一种全新的观念和哲学替代，农民勤劳致富的热潮就像水库放闸一样，被释放出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年全村人均收入比十年前增加了五倍多。与当年堵“资本主义路”、“穷光荣”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村每年有二三百个能工巧匠外出从事建筑业、修理业、加工业、商业、运输业，全村90％以上农户近几年建了新房。
今年56岁的老党员姜作信，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刚提倡开放搞活的那几年，家里虽然穷，但谈起经商办厂，搞多种经营，心里就有点不踏实，生怕共产党员先富，被人说闲话。后来，看看村里村外不少人发展商品生产发了财，不但没有受指责，还上了报纸。我按捺不住了。村里的茶园、桑园拿出来承包时，我一下就包了32亩，还包了一个茶厂。同时，利用桑园种青饲料养猪，还安排儿子外出做工。现在家庭年收入达1万多元。他说：要不是政策好，说不定至今还是老样子哩！
在勤俭村，被“差距”所逼走上致富路的岂止姜作信一个。
勤俭村人历尽人间沧桑。他们也有淳朴、勤劳、诚实的本质。然而只是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复苏。
村党支部书记姜法坚说：十年前，我们吃“唯上不唯实”的苦太多了。这几年，我们不这样做了，明知不对的，宁愿挨批评，宁愿丢掉乌纱帽，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1983年，村里开始落实茶园承包责任制时，上面一位干部要村里将茶树平均分散承包给各家各户经营管理。我们觉得：种茶不比种稻，技术高，过于分散不好管理。我们把60多亩茶园连同一个茶厂，集中投标承包给两户社员经营，为此，我受到了批评。但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对的，每亩茶叶产量比承包前提高了20多公斤，群众也夸我们干部有见识。这里也有哲学，是唯物、唯实哲学对唯心、唯上哲学的胜利。
曾被捧为农民哲学家的姜汝旺，当年讲“斗争哲学”一直讲到北京中南海里。如今，他作为一般农民在家务农。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干了20多年农村工作，连间厕所都盖不起，三中全会之后，我三个儿子先后外出做手艺，自己和老伴在家种田、养猪、养蚕，每年收入有七八千元。家里建了新房，添了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他今年56岁，看上去身体很健朗。
戴香妹是当年“哲学村”的“哲学三姐妹”之一，曾经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到她家时，她正在屋后的桑园里采摘桑叶，听说有人找她，马上拎着箩筐回到家。她还是那样热情、开朗，见到我们又泡茶、又让坐，兴致勃勃地和我们聊起来。
她告诉我们，年轻时她只上过个把月夜校。由于出身好，家里穷，又是党员，“文革”那阵子，上面就叫她代表村里的妇女上台“讲哲学”。其实，她连哲学是啥玩艺儿都搞不清楚。每次讲演，稿子都是人家写好，她一遍一遍地背，背熟了，上台讲。为了准备一场“报告”，常常几天几夜睡不好觉，累得很瘦。现在不必操这份心了。儿女们成了家，她和退休的丈夫一道，耕种一亩多责任田，每年养二三头猪、养几张蚕。空闲抱抱孙子、看看电视、赶赶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当年和戴香妹齐名的另外两个姐妹现在也很好。毛阿妹担任村支部委员兼妇女主任。傅金妹早就改掉了“七斗八斗”的脾气，一家人团结和睦发展生产，日子过得可舒服啦！
勤俭村变了，勤俭村的人变了，勤俭的“哲学”也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