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维克多·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纪念维克多·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
洪深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七日世界和平理事会曾经通过“关于文化关系、利用一九五二年假期从事和平事业和伟大的文化周年纪念的决议”。其中关于周年纪念的部分，“建议各国举行雨果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纪念（茅盾提议），芬奇（按系意大利著名画家，雕刻家）诞生五百周年纪念（爱伦堡提议），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多尼尼提议）以及阿维森纳（按系阿拉伯著名医生）逝世一千周年纪念（许多国家的医生共同提议）”。决议并谓，“有了这些措施，各国和平委员会就能够使得一切文化界人士和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关心作为全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的发展。”维克多·雨果，生于一八○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不仅是十九世纪法兰西的伟大的文学作家之一——他在诗歌，戏剧，小说，文学理论诸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他是从一八三○年起就参加实际政治斗争的。在一八五二年他反对路易·拿破仑的帝制自为而被放逐；他于是写了“小的拿破仑”——强烈地谴责拿破仑第三的一个小册子；他从此流亡在外十八年。在公社主政的几个月中，雨果一直留居在巴黎，他是拥护巴黎公社的；在公社结束以后，雨果避居布鲁塞尔；但由于发表言论，同情法国共产党人；甚至欲在他的寓所收容这些从巴黎逃亡来的共产党人，以致引起比利时政府的不满，雨果竟被驱逐出境。
雨果一向被认为十九世纪法国浪漫运动的主导者。这运动其实是一个热烈的有政治性的斗争。所谓古典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统治是相当地稳固的。当时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受过一些古典主义的教育；他们以为自己是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道德”的继承者，而古典的文艺最能与当时的共和政体调和。所以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以及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法国文艺作品，几乎还是严格地古典主义的；法国浪漫运动，远落在德国英国之后。直至一八二七年雨果发表“克伦威尔”剧的序言——其后又在一八二九年发表“东方集”诗集的序言，一八三○年“欧那尼”剧的序言，一八三八年“绿依伯拉”剧的序言——法国浪漫运动才有了它的独特的理论；直至一八三○年雨果的“欧那尼”剧在巴黎上演，这些理论才见之实践。
法国古典主义的内容，基本上是服务于地主贵族，僧侣和少数“资产阶级贵族”的。地主和僧侣们不仅享有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特权（例如免缴国税而自己可以向人民收取各种捐或费等等），而且坚持人格的分等（他们当时的想法：人是生来就有
一定的地位的，这是“上帝规定你这样的”；“贵族的后代，比之其它人们，生成地更高贵更优秀”等等）。而当时的资产阶级呢？他们的野心是获得同样于地主贵族和僧侣们的地位和特权；只有在他们失望的时候，才会去和“下层的人”联合在一起以推翻和摧毁这个地位和特权。古典主义文艺理论——规定作品应以高贵地位的人物和他们的“光辉的事件”为题材为故事中心，而不许在任何文艺作品中以一般的人尤其“下层的人”为主要写作对象；规定作品必须摹仿古典的形式并严格遵守已经订立的规律，而不许作者有稍许摆脱格式束缚的自由——是符合于地主贵族，僧侣，“资产阶级贵族”们的利益的；有助于巩固他们的优越地位的。
雨果在他的“克伦威尔”剧序言里，反对摹仿，反对固定的格式，反对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其实是被意大利文艺理论者曲解了的）戏剧三一律；他说，作品的优与劣，有益或无益，不应只在格律，类型，形式上来判断；他说，一切艺术是发展着的；他说，艺术的目的不是抽象美而是说明人生；他创出“丑奇的美”Grotesgue的说法，以为这才可以说明现代的世界，“在形式上如此复杂、多样；在创造上如此无尽藏；因此，这和古代的不变化的单纯，是直接相反的”。在“东方集”诗集的序言里，他说，就诗来讲，无所谓合适的题材或不合适的题材；他说，文艺不应与桎梏绳束有关；对于形式，种类，故事，空间，时间等，诗人应有选择的自由；他又一次攻击古典主义文艺批评者的限制作品的题材与形式。但是雨果的最重要的主张，包含在“欧那尼”剧的和“绿依伯拉”剧的两篇序言里。前者明白地提出，“文艺的自由不能不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自由底必然结果”。后者强调人物性格的重要；暗示性格是和人物所处的环境有密切关连的；暗示人物的性格，非如当时古典主义者所主张，是可能发展的。
雨果自己的人格就是不断在发展中的。最初他是正统主义者，拥护法国布尔邦王朝的复辟。后来他成为君主立宪主义者；在一八四五年还曾领受路易·非利普的“资产阶级的王朝”所赐爵位。后来他反对当时专为“资产阶级贵族”服务的政府的措施而成为极端开明主义者。而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后，雨果当选为立法会议的议员，他从此成为拥护都市无产者、农民以及其它“下层的人”底利益的民主共和主义者。直至一八八五年逝世时为止，他是站在人民的一边的。尤其在巴黎公社时期，他坚持了他的政治立场。虽然，诚如恩格斯所言，参加巴黎公社的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只是由于革命的和无产者的本能”；只有少数人对于社会主义曾有较大程度的了解；只有少数人懂得德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而雨果不在少数人之内。因此，雨果的政治斗争，有时不能收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小的拿破仑”小册的毒骂，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雨果不从当时法国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形势去了解拿破仑第三的窃国而只看作个人的暴行，于是竟非本意地将他写成一个极有才能的伟大人物了。尽管如此，雨果的正义感始终是坚强的；他反对国际间的侵略；一八六○年英法帝国主义的联军攻破北京，焚掠圆明园；雨果写信给一个英国人说，“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放火，一个劫掠”。一八七○年雨果从比利时回至巴黎，当选为上议院的议员；但不久就辞职退出。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权，一方面打击地主贵族和僧侣，一方面压迫无产阶级；而后一举的凶暴，远甚于前一举的坚决。保护巴黎公社而光荣牺牲的，几及八万人；城破后立即被逮捕的，三万五千人；军事法庭延续至一八七六年，凡是在公社时期留居巴黎的人，不论是男的，女的，小孩，都有受军事审判的危险——总计有三十五万人受控告，五万人被审问，一万五千人被判刑。在这样情况之下，雨果退出了实际政治，转而致力于诗歌，为穷苦的被压迫的人民作呼喊——这是雨果的无可奈何的选择。
还在雨果的流亡时期，一八六二年，他写成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小说“悲惨世界”。这小说的主要人物，都是一些巴黎的穷苦，不幸的人们；其中贯串故事的发尔若，原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民，由于环境的作用，他始则可成忘恩负义的窃盗，后终成为自我牺牲以帮助别人的善人。在这里，雨果实践了他自己的文艺理论——在题材与人物方面，更在人物性格的发展方面。回国之后，雨果目睹祖国同胞在第三共和政府之下仍然过着苦难日子，一八七二年写了“凶年集”。虽时届晚年，依旧不停写作。“诸世纪传说”二集及三集等，都是七十岁以后的作品。法兰西人称他为“诗的父亲”。但是他的成功，不仅在于他的想像丰富或描写深刻，用韵精巧或词句优美，而更在于他的作品洋溢着对压迫者的仇恨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在雨果八十岁的诞辰，法国曾有六十万人为他庆祝。他死于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停柩于巴黎胜利门之下一日，受法国人民的悼吊而后安葬。他的亲友遵从他的遗言，以“穷人的棺木”Paueer’s Coffin入殓——这是雨果对于当时法国不合理的社会所作的最后抗议。
雨果曾是推着社会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动力，博得了“和平，自由与进步的著名传播者”的光荣称号。他在法兰西人民的心坎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的爱好和平、自由、民主的传统，不仅是法兰西人民的，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目前仍不断地把雨果的作品译成本国文字出版。他的最著名小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以及剧本“欧那尼”等，都早有中译本。人民的世纪已经到来，伟大作家的著作，必然要受到崇高与正确的新评价。（附图片）
雨果自画像（一八三一年左右）
雨果和他所喜爱的孙女琼、孙子乔治在一起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