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现实主义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

重新认识现实主义
於可训
1988年对于文学来说，是动荡分化的年代，也是深入反思的年代。就目前所涉及的问题而言，真、伪现代主义虽然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和评价，也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年来已有王若水、高尔泰等同志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现实主义新的认识和看法，表明现实主义自身的反思已经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理论层次。更深入的反思将要涉及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以现实主义为指导的文学史观及艺术实践。但我以为在这之前需要打破长期以来人为地将现实主义置于一元独尊的地位，以及在现实主义君临俯瞰之下所构造的文学格局、所建立的文学秩序和因此而造成的心理的和技术的诸多障碍和阻滞。
现实主义许多年来在中国有着永恒不变的至尊地位和跨越时空、无所不包的涵盖率，我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是古代中国文学的经世致用观念和史传传统；其二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启蒙宣传和革命政治的功利需要，前者和后者之间又有着文学观念和心理模式的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其三是现实主义自身的原则精神的扩张和泛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至尊至上的地位，是借助中国人对历史的崇拜、对传统的依恋的心理和与之相关的封闭的、静止不变的思维方式完成的。是文学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创造了现实主义，不是现实主义创造了全部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认为，破除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文学史观，不但丝毫无损于中国文学史的灿烂光辉，相反，却有可能把丰富多采的文学实践从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论观念和史学框架中解放出来，使之在更为多样的理性之光的照射下，闪射出灿烂的光彩。
如果说囿于现实主义的文学史观是造成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心理惯性的话，那么，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慑于现实主义在五四以来所取得的文学实绩，也是造成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定势因素。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神圣地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鲁迅、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一代宗师所创造的精美的艺术品，另一方面也因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新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革命的武器和工具为推进革命所建立的特殊功勋。长期以来，对现实主义这一新的传统的膜拜，丝毫也不亚于对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迷信，以至于对这一新的传统的任何一点疑虑和非议都被认为是对革命文学的历史（潜台词是革命的历史）的亵渎和否定。这是打破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文学格局和现实主义文学自身的更新和调整的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
把在中国革命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求现实主义文学贯彻的急切的功利性（为革命的政治服务）推广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普遍的原则精神，並把这种要求顺理成章地延伸到革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以至于至今仍在用不同的方式重复这种要求，这是对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思考所留下的一个逻辑的失误。同样的失误也表现在用作为一个流派、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的特殊的艺术原则取代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的普遍的现实主义精神，亦即是上述第三种情况下现实主义自身的原则精神的扩张和泛化。这也是上述将中国文学的历史衍化成一部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的重要理论支柱。中国传统文学的“主义”属性抑或有无“主义”，自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课题，但是，从建立在科学实证主义观念和方法论基础上的欧洲现实主义和以儒道互补（现实精神和浪漫精神的互补）为背景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比较中，至少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不同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气候中生长的文学，是如何地不能用一把固定的理论尺子去裁剪和度量，更何况这把尺子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就有着特定的指称和规定呢。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应当肯定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作为一个流派、一种潮流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区别开来。前者不但适用于各种形态、各种旗帜、各个不同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艺术、文学，也适用于科学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认识和创造活动）的总体原则。就哲学层次的抽象而言，属于主体与客体、主体的感觉、思维等意识活动与对象的具体的感性存在之间的关系这一基本的理论范畴。完全可以从这一角度认识人类的艺术文化活动，撰写一部现实主义精神在这一文化活动领域由原生状态到自觉意识（包括各种不同的实践、阐释和理解），乃至在一个专门的艺术派别（现实主义文学）中发展到极端的形式和随之消解並在另一些艺术派别（各种现代主义）那里表现为相反的形式的历史，但这决不等于说这部历史就是属于某一专门的艺术派别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史。
对现实主义的重新认识，尤其是破除现实主义一元独尊的价值观念，至少在已经论及的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一，解放文学史，即把文学史从现实主义文学史的理论观念和史学框架中解放出来，还它一个圆通周遍的本来面目。这个工作不但迄今为止尚未开始，而且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新的史学理论的建设，还是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准备，都将是文学史研究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来说，尤其是如此。二，强化文学反思，即在对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反思中，把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借鉴、吸收乃至自觉的创造、实践的过程及其结果，作为对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既从历史的发展中明辨利弊得失（包括对非现实主义文学的关系），又从整体上把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作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表征，从中窥探现代中国文学与传统和现实的深刻而广泛的精神联系，这是开创文学新纪元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惜乎近十年来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对现实主义的理论淡漠和难以避免的歧视和偏见，这种反思不但显得分散而零乱，而且往往以简单的批判和嘲讽为满足。这显然不是对待现实主义的个人好恶和态度，而是新的创造是否需要历史的起点和前提。轻视甚至完全抛弃这个起点和前提，任何激烈的创造在亢奋期的热情退却之后，都将陷入彷徨而无所依归的境地。
现实主义是否过时？这是近十年来经常引起争论的一个问题。正如现代主义是否过时一样，这个问题的提出，至少在现阶段的中国文学中，其实是並无多少实质性的意义的。人们在谈到借鉴现代主义时常常说，西方近一个世纪的形形色色的艺术创造，我们在短短的十年间就匆匆忙忙地重复一过。这种说法其实也适用于我们近百年来对整个西方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学的学习和借鉴。对现实主义的借鉴当然也包含其内。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在实践吸收和引进的西方各种艺术流派的创作原则和手法技巧方面，都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在本土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在这方面，现实主义为寻求自身的真实而完全的价值实现，仍然还有一段漫长而艰辛的路。而且，就现阶段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看，並非一种历时性的更替，而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对近一个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匆匆巡礼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並行不悖，就包含有这种共时性的意义在内。这固然是因为整个人类生活图景和思维范式都在向多极多元变化，因而人类的艺术生活图景和思维格局也呈现出一种多元多极的状貌，同时也因为中国现阶段的现实和艺术革新存在着多方面的实际需要。现实主义对于参预这样的艺术图景和满足这样的实际需要，都没有失去它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过时的只是那种一元独尊、万古不变的现实主义，而不是在多元竞进状态下的生生不息的现实主义。建设后一种现实主义，应该是对现实主义进行重新认识与反思的主要目的和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