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喜的“《红高粱》现象”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可喜的“《红高粱》现象”
本报评论员
《红高粱》西行，从西柏林的国际电影节上捧回了“金熊奖”。然而国人对此次电影获奖毁誉不一，从参政议政的最高讲坛，到市井小民的街谈巷议，评价迥然不同。欢呼喝采者有之；严词斥责者也有之。褒贬之词均见诸报端。获大奖之后，敢于继续开展批评，在批评的声浪中敢于大胆赞扬，在艺术的通道上，舆论界红灯绿灯一齐开，还是件新鲜事。这是一种奇特的效应，人们把它称为“《红高粱》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我国文艺界、思想界和社会各界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思想活跃，民主风气得到了进一步发扬。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领导和报刊舆论的态度。当两种不同的意见“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些人也希望“最高领导”或“权威报刊”发言表态，作个结论，像过去某些时候那样，由领导裁决，“一锤定音”。然而这一次，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对这场争论不加干预，让人民去讨论。报刊也是如此，表扬这部影片的意见可以发表，持批评态度的意见也可以发表，让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讨论去作出判断。这同过去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以及历次文艺界的是非之争所采取的做法、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红高粱》现象”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对意识形态工作加强和改善领导的一个积极尝试，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可喜的一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待一部文艺作品，对待理论、学术问题的争论，采取“领导裁决”的方法是不成功的，不如让人民群众，让文艺界、学术界、思想界充分展开讨论，开展“百家争鸣”，通过充分的、民主的、平等的讨论，有可能得出更加接近真理、比较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一时不能作出结论也不要紧，允许讨论的各方求同存异，保留自己的意见。
有些同志对于报纸上出现不同意见的讨论还不大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过去我们的报纸“舆论一律”、“千报一面”，现在开始刊登一些不同的意见，读者可从这些不同意见的讨论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也是报纸的一项改革。“《红高粱》现象”证明这项改革是必要的，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