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就业低效率的局面需要改变 [复制链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我国高就业低效率的局面需要改变
建国后，随着经济公有化、集体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城镇就业也就越来越多地被政府包揽下来，而且城市越大，包揽的程度就越高。在这种“包揽”机制下，城镇就业逐渐形成了“一高两低”——即“低工资，高就业、低效益”的就业格局。
1968年，在“文化大革命”狂热气氛的催染下，演化为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文革”10年，全国共有1700万知识青年被“动员”去了农村。与此同时，却有1300万农民和1000万随军家属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1966年到1976年，城镇职工总数增长了67.4％，城镇就业面提高到53.2％，但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了9.7％，职工人均实际工资水平仅增长3.4％。“文革”10年，是我国城镇“低工资、高就业、低效益”格局的形成时期。
打倒“四人帮”后，知识青年潮涌回城。不可避免地恶化了企、事业单位已有的人浮于事、效益低的痼疾。据统计，1978年—1986年间，我国共安排城镇就业人员5886万人，平均每年736万人。这一时期，尽管经济实现了较为稳定和高速的增长，但全民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扣除了统计指标中的水分）平均每年增长仍未超过3％，大大低于“一五”时期平均8.7％的水平。
一般地讲，一个国家就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与该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家庭结构及人口年龄构成等因素的变化有关。其中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最大。经济愈发达，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才愈高。可是，经济发展水平颇低的我国，1983年就业面就上升到58.6％，大大高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是47.7％（1979年）；西德44.9％（1980年）；日本48.4％（1980年）；法国43.3％（1980年）。而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又大大低于这些经济发达国家：日本1952—1975年，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9.13倍，就业面增长不超过3％；我国1952年—1983年，城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1.48倍，就业面的增长却提高了24％。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我国城镇就业仍未摆脱“高就业、低效益”的格局。随着改革的深化，它将愈来愈成为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重大难题。
（《中国妇女》1988年第8期 石小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