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热”：一种城市文化现象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我看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热”：一种城市文化现象
　　陈山
“通俗文学”的热浪一次又一次冲击着文坛，引起了文艺界普遍的关注。很可惜，这股“通俗文学热”至今仍仅被当作一种文学现象来对待，还未得到社会学界、心理学界、文化学界、乃至经济学界的注目。其实，“通俗文学”的兴盛是现代社会城市化过程中一种必然产生的文化现象。我国自建国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已经开始了城市化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正在起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内容、社会心理都在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大城市区域发展中心的形成、中小城市群的兴起、乡村的集镇化，使得城市化的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农村人口的流动，电视、广播、电影、书刊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使得农民，尤其中青年农民在观念上逐渐接受城市的影响。出版界和书报销售部门的经济体制改革，客观上也使文化市场的繁荣具备了条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群众昔日的生活基础发生变化，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更新，消费的观念由物质生活扩大到文化生活；同时，社会生活竞争的态势加剧了工作和生活节奏，群众在闲暇时间产生了心理调节和文化娱乐的强烈需要，这一些都是产生当前这股“通俗文学热”的内在原因。
这股“通俗文学热”的形成有一个具体的酝酿过程，它的前兆就是1980年至1983年间我国群众文化生活中掀起的三次通俗文艺热潮，即1980年前后的评书热，1981年的传奇文学丛刊热，以及1983年前后的武打、功夫片热。以后又产生“琼瑶热”、外国畅销书热等等。这样一些文化现象，实际上是“通俗文学热”在其酝酿、成熟过程中向我们发出一系列社会信息，为我们创造了科学预测与决策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也由于过去那种只抓一头，缺乏社会系统观念的偏向尚未根除，这一系列社会信息并未引起我们连贯的思索与综合的研究，致使我们对于广大群众心目中客观存在的对文化娱乐，尤其对通俗文学强烈的精神需求估计不足，对于这股“通俗文学热”的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在城乡改革高潮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群众的工作与娱乐、物质生产与精神需求，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协调。为了保持社会生活的“生态平衡”，社会自身进行了种种调节。这股“通俗文学热”就是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产物。但是，社会的自我调节毕竟不同于有效的自觉的社会控制，因此这股“通俗文学热”也产生了一些畸形的现象。
在考察这股“通俗文学热”时，有两个问题是不能不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这股“通俗文学热”所处的现实的文化环境问题。今天的这股“通俗文学热”，它所面临的读者群，是从十年动乱的深创巨痛中恢复过来的，重新产生正常的文化需求的人们，对于通俗文学处于一种强烈的“精神饥渴”的状态。积之愈久，心理反拨愈大。因此，当我们观察到人们在书亭、报摊旁贪婪地翻阅着一些艺术上较为粗糙的通俗作品时，如果能顾及一般群众的急迫的文化需求，也许就不会感到那么吃惊了。十年浩劫最严重的历史后果之一，就是造成了“文化贫困”的一代。在通俗文学作品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读者、作者、出版者、流通者各个角度观察到“文化贫困”的一代病态的道德面貌、生活趣味和艺术格调。面对着文化市场上流传着的一些趣味庸俗、格调低下、艺术粗劣的通俗读物时，我们不能不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惩罚。“精神饥渴”与“文化贫困”现象的交织，形成了当前这股“通俗文学热”的特殊的文化环境，因而产生了种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考察这股“通俗文学热”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通俗文学的历史传承问题。我国的通俗文学具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关系，它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唐宋以来的市民文学，其中经历了唐代传奇、变文俗讲以及宋元话本、拟话本，直到明清章回小说等阶段，又与民间的说唱文学相辅相成，因此有着悠久的民族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清末的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如秋瑾、陈天华，都曾考虑到我国群众传统的文化欣赏习惯，以民间说唱文学的形式来宣传他们的革命主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作者鉴于当时严重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主张文学家全身心地创作严肃的“为人生”的文学，或是讴歌“光明的世界”的文学，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他们不适当地将一些具有广泛群众影响的、以娱乐为主的文学作品的作家，如张恨水、周瘦鹃等人，统统打入“鸳鸯蝴蝶派”阵营而加以排斥；尽管这类文学常常渗染一些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文化的因素，但泼掉脏水，未必要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作为一种文学式样，很可惜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建国以来，新文学这个先天的弱点，在一大批作家，如赵树理、周立波、孙犁、欧阳山、刘知侠、曲波等人的创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在 《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上，还出现了一些以娱乐为主的通俗文学作品，如还珠楼主（李寿民）的《剧孟》、史果的《罗成》、《穆桂英》等。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由，我国通俗文学创作的潮流几起几落，许多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家被迫退出了文坛，使我们失却了这一领域创作的带头人。以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使本已薄弱的通俗文学的创作中止达十年之久。当前这股“通俗文学热”兴起的时候，通俗文学创作由于它过去遭遇的坎坷的历史命运，它的先天因素是不足的。与“纯文学”创作相比，它在文学界的地位是低的，在观念上受到有意或无意的歧视。因此，“通俗文学热”出现的时候，在它的面前并没有准备好坚实的创作队伍与当代通俗文学优秀的经典性作品，处于一种软弱无能的被动状态。当我们把疑惑的目光投向历史时，历史或许会反唇相讥：谁叫你们让文学巨人跛足的呢？
现在，我国的“通俗文学热”已呈现其阶段性，这就使得我们能比较清晰地观察这一文化现象的全貌，作出比较合乎事实的科学研究。它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第一，跛足的文学巨人是迈不开大步的，应该一视同仁地促进“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发展。
第二，应该开展通俗文学研究，并且使它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还应该看到，通俗文学研究对于社会科学许多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例如，通俗文学作品中保留着不少中国文化心理的原型，已有研究者试图从通俗文学创作的内驱力入手，探究我们民族集体意识的深层结构；有的论者称武侠小说为“成年人的童话”，以此来揭示我们民族特定的补偿心理表现形态。凡此种种，对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及艺术发生学研究都有着巨大的吸力。
第三，文化生态学原理应成为我们实施社会控制时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要像重视生产一样重视群众的娱乐生活，它们都是社会生活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第四，“通俗文学热”的出现也为我们文学研究的改革提供了信息。文学研究本身应取开放的态势，打破门户的偏见，协同社会科学其它部类有效地解决复杂的文化现象所提出的重要课题，并且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揭示出我国文化发展的可能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