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我之长 克我之短——部分农民企业家谈乡镇企业发展方略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

　　扬我之长 克我之短
　　——部分农民企业家谈乡镇企业发展方略
我国经济改革之船正在驶入新程。在未来的价格改革中，在明后两年重点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新形势下，乡镇企业怎样确定自己的发展方略，怎样继续发挥优势，克服弱点，实现新的跨跃，这是人们为之瞩目的一个问题。
近日，几位全国有影响的农民企业家怀着某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聚首北京，就此展开了讨论。
他们是，杭州万向节厂厂长鲁冠球、天津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总经理禹作敏、山东牟平新牟国际企业联合总公司总经理常宗琳、吉林四平市红嘴农工商公司经理卢志民、黑龙江牡丹江市龙江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吴彦成以及受吴彦成委任的国营牡丹江锅炉厂厂长毕元林、广州市石井水泥厂厂长李根、北京通县汽车热风机厂厂长杨运环。
参加座谈的还有农业部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
　　本报记者 何加正 刘允洲
新的冲击迎来了，新的机会也迎来了；自信心与危机感，同时在他们胸中如浪相击
群英聚首，带来了四方消息，有喜，也有忧；说起乡镇企业的日子，是既好过，又不好过呀……
常宗琳：4月30日，赵紫阳同志来到我们新牟里。他问起乡镇企业前景如何，我回答：“方兴未艾，形势很好”，紫阳听了点点头。
今年我们的产值可达到一个亿，累得不轻。原材料涨得厉害，生铁高到600元1吨，根本没料到。（鲁冠球：在我们浙江是700元左右。李根：广东都高到800元啦！）今后物价还要动，对乡镇企业贷款可能收缩，贷款利率提高，困难不会少。作为一个先进企业，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压力特别大。
禹作敏：大邱庄今年又有新发展。5月份赵紫阳同志来这里，我说今年我们工农业总产值比去年又有增长，将达到4个亿。
现在乡镇企业又到一个十字路口。上不上？怎样上？得分析形势，看准机会。改革“物价—工资”，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但不单对我们这样，对全社会都这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步步都是机遇。历史告诉我们，冲击来了，机遇也就来了。压力最大的时候，正是我们素质大提高的时候。所以说，我们面临困难之际，也是发展之机。
这位饱经风霜、经历不凡的当代中国农民中的风云人物，言语间常常闪烁着机敏的光芒。
马杰三（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局长）：在座各位日子现在都好过了。禹作敏，全国政协委员；常宗琳，全国人大代表；鲁冠球、卢志民党的十三大代表……特别是最近赵紫阳同志去了吴彦成那里，肯定了乡镇企业的灵活机制，对我们鼓舞极大。风风雨雨好多年，如今乡镇企业形象变了。
吴彦成：我们从1983年起日子就好过了，今年公司产值可以达到一亿。赵紫阳总书记去我们那里，原定活动15分钟，一谈谈了两个多小时。乡镇企业现在的灵活机制，大多数国营企业一时还难以实行，这还是我们的优势。
张毅（农业部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去年乡镇企业总产值4700亿元，超过农业总产值，占农村总产值的52％，预计，今年总产值可达6000亿元。上半年增长速度为32％，出口创汇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到年底可望比去年增长20亿元。这充分说明乡镇企业的旺盛生命力。
杨运环：材料涨价，是今年以来遇到的最大问题，一天一个价，要命了。企业内部怎么挖潜也赶不上它上涨。国营企业也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但它有计划调拨这一块。明年原材料基本不放开，这对乡镇企业是严重的考验。
贷款利率也是个新问题，现在搞贷款，利息已达1.2—1.3分钱，一般企业哪里还敢借。
李根：广东的物价也没有完全放开，一些“倒爷”利用这点大捞一笔，企业吃了大苦头。现在广东的山西煤炭卖到200元钱一吨，其实要是放开了，秩序弄好了，不用140元就可买一吨。
常宗琳：江浙等地乡镇企业纷纷倒闭，主要原因是能源、原材料涨价。物价改革措施出台还没多少，就倒了一批，明年可能还要多，一些靠贷款刚建起来的企业，创造的利润抵不了利率，正在建设中的企业，没有资金可能要遭扼杀。
据有关方面介绍，今年以来，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倒闭很多，仅常州一市倒闭的就达1000多家，这种情况可能继续下去。大家分析，倒闭的主要有三类：一是自我消化能力差的；二是和大工业联营而受牵连的；三是受政策制约的，如原材料被有关部门严格控制而自采不到的企业。
鲁冠球：乡镇企业是在困难中发展起来的，新的困难也是新的挑战与机遇。部分乡镇企业倒闭，一方面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不要大惊小怪。好的发展了，不好的倒了，有发展有倒闭，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优胜劣汰，社会就这样前进。乡镇企业也是这样前进的，这是乡镇企业有生命力的表现。
这是历经风浪的农民企业家们所具有的坚定信心，是他们对未来既不盲目乐观又不悲观的原因之一。
卢志民：价格逐步放开，变“双轨”为“单轨”，对乡镇企业更加有利。但价格放开，国营企业就要进入市场，会在深化改革中变得更灵活，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国营企业的同志从中也应有所感有所动！
改革给予乡镇企业的最灵的法宝是什么？是内蕴的一个优于国营企业的机制，这是农民企业家们自信心的源泉……
赵紫阳总书记肯定了农民企业家吴彦成承包国营牡丹江锅炉总厂的做法，大大地激励了全国各地的农民企业家们。乡镇企业机制这个近期人们的热门话题，也是这次座谈会的重要话题。
和国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的经营机制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
鲁冠球：国营企业是国家要他干的，我们是自己要干的。我们有风险无保险，他们有保险无风险，他们的吸引力是福利，每人均有一份。我们的动力是自我生存发展的动力。
常宗琳：乡镇企业同国营厂子相比，资金、技术、设备、人才都不如人家，但环境逼着我们发挥自己的力量。打个比方，国营企业像笼中鸡，等着人给喂现成的饲料，有的吃完了，愿下个蛋就下，不愿就不下。乡镇企业是山上鸡，无人喂，只有自己到处刨食吃，刨不上就饿着。
卢志民：我们吉林四平市红嘴农工商公司，原是红嘴大队下面的一个生产小队，现在已有固定资产3500万元，全是自己挣来的。我们有个啤酒厂和本市另一家啤酒厂同时开工建设，我们已收回全部投资，他们才投产。市长要我们给一家亏损的国营水泵厂想想办法，我去看了，院里杂草丛生，500来职工，有270个脱产人员，工人干活还有什么积极性？成品和废品一样多。如果是乡镇企业，这种状况谁来养活它？我们公司4000多万元产值，脱产管理人员就8个。
禹作敏：我们大邱庄下边有13个单位100多个企业，我就管13个人，多一个不管。当领导的多管事不如少管事，少管事不如管关键事。
卢志民：我们啤酒厂有人搞了一项发明，我们当场决定奖给他1000元，提两级工资。国营企业一般就没有这个权，厂长说了也不算。
曾在国营企业当过厂长，现作为乡镇企业法人代表承包国营牡丹江锅炉厂厂长毕元林对此感受尤深。
毕元林：牡丹江锅炉厂过去计委管，经委管，机械局管，管来管去亏了600万元。现在吴彦成承包，我当法人代表（半年已起死回生），就一个婆婆。婆婆越多，我越拿不定主意。以前牡丹江锅炉总厂厂长都是市委组织部任命的，失败了谁也不管。工厂亏了700万元，组织部门没有责任？
李根：乡镇企业一开始就是按劳分配，多干多得，少干少得，不干不得，没有天生的铁饭碗，谁也不抱怨。国营企业少干了但不愿少拿。
禹作敏：现在工人、农民想什么？依我看，一是不受气，二是不受穷。有了这两条，中国就好了；离了这两条，什么思想工作都不灵。中国要富，八亿农民就得富，还得让能人先富，得把分配档次拉开。我总公司下边公司的经理，每人报酬定为公司利润的百分之一，今年我下属公司中利润高的能有2000多万元，经理就能得20多万元。给不给？给，这一条就是乡镇企业的优势。
鲁冠球：社会主义就是按劳分配。禹作敏拿利润的百分之一给经理，这就是乡镇企业机制的体现，是奥妙的奥妙。
三天的座谈，企业家们就机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后，张毅代表大家作了如下归纳：
乡镇企业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于国营企业的机制：一，乡镇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没有“大锅饭”可吃；二，在劳动制度、内部分配上搞得活，没有“铁饭碗”可端；三，用人上，能人当家，机会均等，竞争选拔，无“铁椅子”可坐；四，靠市场调节，以产定销，无“铁拐棍”可拄；五，艰苦竞争，无太平日子可过。
记者发现一种大量存在的奇怪现象：国营企业的生产力是先进的，但机制并不是先进的；一些乡镇企业技术水平是较落后的，机制却是有活力的，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未来的冲击，是对乡镇企业策略的挑战，是对企业素质、农民素质的挑战，也是对农民企业家的挑战
乡镇企业的灵活机制得到肯定，这当然使农民企业家倍受鼓舞，但他们清醒地注视着事情的另一面，谈论着自身的弱点与深化改革的任务……
李根：过去，我们很多乡镇企业是靠多投入产生的效益，都是近十年八年中发展起来的，大多数素质不高，在很多方面是靠拚出来的，和国营企业相比，我们还是弱者，不是强者。
卢志民：我到禹作敏、鲁冠球、钟华生那里看过，觉得自己差一大截。鲁冠球那里厂房整洁，窗子无灰尘，“标准管理卡”、“质量管理科”，一套一套的，井井有条，咱基础工作就不那么像样。我也经常到国营企业学习，来前打字机打了两天，都是有关加强管理方面的东西。
鲁冠球：国营企业引进乡镇企业机制，马上就能见效，吴彦成承包牡丹江锅炉总厂起死回生就是证明，但我们要引进国营那一套就不那么容易。过去，乡镇企业多数是拾遗补缺，小打小闹，现在要生产优质产品，要在市场立足，没有扎实的基础工作，没有先进的技术就不行。在经营管理上、技术上，我们要老老实实向工人老大哥学习。
杨运环：更重要的在体制上，乡镇企业也不都是搞得很活的。国营企业吃“大锅饭”，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在部分乡镇企业同样存在；用人上的“人情风”也不少。
吴彦成：问题突出的是乡一级企业。
杨运环：一些乡的办公大楼里，什么机构都有，乡办企业有很多头头。现在说党政分开，实际还是党委负责制，还是党委书记说了算。乡办企业成了乡党委的企业。
禹作敏：乡办企业能否发展，就看政企不分的体制能不能破，破不了就不好发展。
鲁冠球：路有两条：一是股份制，一是横向联合。在改革的新形势下，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在机制上动脑子。乡镇企业也可以拍卖、租赁给个人经营。温州的个体企业最灵活，个人能搞的就让个人去搞。我们这样的乡办企业怎么办？我这个厂固定资产4千万元，一个人买不了。有个办法就是搞股份制，我回去就实行这个办法。现在国营企业来招工，青年人想走，去了工资不多，但有城市户口，好找对象；个体企业来招工，老工人想走，那里挣钱多。搞了股份制，工人股红收入如能超过劳动收入，企业就有凝聚力了。
股份制还可以把现在乡镇政府干预过多的骨干企业解放出来。有个乡镇水泥厂，乡领导左一个条子，右一个条子往外批低销价水泥，加上经营活力不够，现在月月亏损。搞了股份制，政企真正分开，企业就活了。
马杰三：乡镇企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乡办乡有、村办村有。乡镇要用钱，就找企业要。乡政府要买个车，盖个楼，一伸手，企业好不容易挣点钱就没了。
越是发展，竞争越激烈。面对着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各路农民企业家都有自家的“高招”……
禹作敏：我们搞了一个生物研究所，一个教授搞了两年，搞成一种酵母饲料，明年能拿2万吨。上5个工厂都是生产这个产品的，一年能拿几千万元产值。学校退下来的一些教授，我们要充分利用。这是为下步打基础，为形成先进的生产力打基础。我们投资300万元正在搞1000门程控电话的工程，可直接和外国通话，这是为产品走向世界作准备。
吴彦成：乡镇企业不能满足于老当“游击队”，守个把“山头”。要考虑到更大的发展，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
常宗琳：国际上，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外转移，我们要利用这个机遇，来改变“老牛拉破车”的状况。厂房、设备、技术、产品等等，都可以通过国际大循环这个机遇，加以改变。近年来我们已经上的针织、印染等几个项目，都是外向型的，都是在向这一步迈进。
杨运环：我琢磨，还得联合，和大工业联合。不能老盯着本企业，怕人家把钱拿走，为了站住脚，让人家拿走一点也无妨。不形成规模不行，不保险。要走联合壮大的道路，把根扎深些，大风来了掉几个叶子不怕。
禹作敏：紫阳同志问我为什么发展这样快，我说了个“以小克大，化大为小”。大邱庄现有150多个小企业。小有独立性、自主性；小而多，这个市场不行了那个行。我们靠这个灵活性去竞争。
吴彦成：有人一干就想干大的，小的不解渴。有钱可以大干，没钱应当注意发挥当地优势，从当地资源出发，稳扎稳打。各地情况不同。东北和禹作敏就不可比，人的素质也差些。但那里山场多，山地多，可养鹿、养貂等，一样可以干得好。
禹作敏：千重要万重要，人的素质最重要。老是那个素质，迟早有垮台的危险。国营企业能做到灵活经营，还得一段时间。趁这个时机，我们要打好基础，多进技术，多进人才，准备将来对付更厉害的竞争。
鲁冠球：这是一个调整的好时期，乡镇企业要抓住这个时期进行老企业改造，上一些出口创汇的产业，能源、原材料产业以及一些新兴的产业。也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时期，要果断地利用科研部门、大专院校的科研成果和科技人员，通过和工厂、科研部门的各种联合，形成新的优势，形成新的生产力。
从一无所有走来，如今成了农民企业家，他们靠的是开拓、拚搏的精神，自强不息，不断完善自我。他们意识到，迎接新挑战，还得靠这一条。
卢志民：无论什么机制，都离不开人的开拓精神。过去什么也不怕，冲出来了。现在压力很大，马胜利“失利”，步鑫生“沉浮”，对我们是个警告。但我总记得去年评选十佳和百名优秀农民企业家时，中央领导同志和何康部长对我们提出的希望，要我们为八亿农民争气。亿万农民在看着我们，因此不能停步。
禹作敏：资金、原材料有困难，还要靠独创精神。农民要想办法用农民自己的钱。还要想办法上，要为农民争这口气，要知足，但不能满足。
常宗琳：干下去，有个精神状态问题。新牟里现在人均收入2000多元，“住的楼房化，吃的蛋奶化，用的高级化，集体外出机械化”。农民的理想，到此好像到头了，许多人不想干了。再干，老婆就说：“做什么没黑没白的！”乡镇企业搞企业集团，也很难，小单位封闭，称王称霸，缺乏文化素养……不克服这些毛病，事情就干不成，我们就不会前进。
鲁冠球：乡镇企业的各种素质，技术的、管理的……最重要的是经营者的素质，其中又主要看思想素质。我们是从农民过来的，现在进入大生产，就要跳出小生产这个小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