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教”面面观——天津市社会支持教育工作采访记　 [复制链接]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社会支教”面面观
——天津市社会支持教育工作采访记
新华社记者　朱玉泉
良好的开端
天津市是社会支持教育工作起步较早的城市，其标志是1984年开始的大规模的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活动。几年来，国家、集体、个人共为郊县教育事业集资1.6亿元，先后新建、大修校舍120多万平方米，相当于全市农村原有学校建筑总面积的一半；添置、修复课桌椅（凳）34.6万人套；增加了价值750万元的教学仪器设备和文化体育设施；为绝大多数学校筑起围墙和校门，校园也进行绿化、美化。天津郊县的办学条件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为了促使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支教光荣的“大气候”，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前夕，天津市各民主党派发出倡议，号召每一位有固定工资收入的市民为建立“天津市教育奖励基金”捐献一元钱。市人民政府闻风而动，鼎力相助，分两年为该基金拨款100万元。去年首次提取316万元本金的利息，奖励一批“教书育人”先进教师。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种社会支援教育的新形式——厂校挂钩。
厂校挂钩，亦喜亦忧
天津市的“厂校挂钩，定点支援”工作是从1985年开始的。当时受农村改善办学条件工作的启发，市委、市政府向市区企事业单位发出支教号召。在很短的时间内，800多家企事业单位就与600多所中小学挂上了钩，建立定点支援关系。三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做法的主流是好的，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把社会上可能吸收的人、财、物力，尽可能地吸收到教育方面来的作用，成为教育事业的一个固定支持。然而，问题也渐渐地呈现出来了。
首先是很多挂钩厂对学校的支援逐步减少以至完全停止。有的是不能坚持，有的则是不为，非不能；其次，支援成了交换：我支援你，你得收我的子弟入学，而且入学的价格越来越高。
目前，天津市一所市重点中学录取“议价生”的价码已经涨到六七万元。这意味着，谁想把低于该校录取分数线的子弟送入该校插班学习，就要先“捐助”六七万元的钱物，或为该校的校办工厂揽到一笔能有六七万元利润的业务。尽管上级主管部门三令五申禁止这样做，但一些市重点校、区重点校或虽非重点、但声望较好的学校都或多或少地开了“口子”，招收“线外生”或“片外生”，只是价码由高而低，从几万、几千到几百而已。这种做法好吗？
校长们在苦苦地思索：要把厂校挂钩关系延续下去，就要遵循互惠互利的原则。否则，只是输入没有输出，一次两次可以，时间长了连自己也不好意思张嘴了。可是，学校这个“清水衙门”又能给企业帮点什么忙呢？左思右想，学校唯一对社会有吸引力的东西，无非是“好学校”的“插班生”位子。
对此，有人斥之为胡来：“拿学生买来卖去的，有辱斯文，成何体统！”
也有人说：“这样做未尝不可，这是借助社会力量办学的一种新尝试。与高校招收自费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高校自费生的“费”是由其家庭支付，中小学“议价生”的“学费”，是由其父母所在的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不管挂钩双方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产生了个别单位领导用巨额公款为自己的子孙“买”进入重点学校或国办幼儿园“通行证”的既成事实。假若广大职工的子弟没考上重点学校，单位是不是也用公款去为这些孩子在重点学校或幼儿园买个位子呢？
显而易见，靠“议价生”维系厂校挂钩关系或招徕捐助，于情、与理皆非长策。
富校贫校，“两极分化”
在天津，一个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正在悄悄形成——中小学富校与穷校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拉大，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现象。由于现行教育体制将学校分成重点与非重点，在生源质量上，两者早已失去平等条件下竞争的可能。继前几年优秀教师大批流向重点学校之后，现在社会支教的大量钱物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流向重点学校。形成“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的“马太效应”。目前，这种趋势还在以越来越大的惯性向两极发展。
一些一般学校的校长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向记者诉说：“和重点学校比起来，我们更需要支持。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支教的恩惠。当初，钩是上级领导给挂上的，但对方瞧不上我们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们登门拜访看过几次脸色之后，也就不愿再去了，谁让我们是‘第三世界’呢？”
重点学校手里有“插班生”的“王牌”，一般中学大多都有校办工厂，日子还过得去。部分中学教师还有机会到校外兼课，搞点“有偿服务、自我改善”。现在，教育系统最苦的莫过于既不是重点校，又没有校办工厂的小学了。一所有60多名教师的小学，女教师占了90％，除了体育老师外，全校便没有中青年男教师了，想搞校办工厂也无能为力。另一所小学想借助学生家长的力量办个校办工厂，以解燃眉之急。可是校长翻遍全校学生花名册，家长职务在科长以上的寥寥无几，随着这一线希望的破灭，这位校长真有几分心灰意冷了。
道义与法结合，前景乐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鼓励各种社会力量以及个人自愿捐资助学。”社会支教工作是有法律依据的。社会力量和个人自愿支援教育，究竟如何进行？国家又如何鼓励？天津市进行了一些实践，社会舆论有毁有誉，但对支援都是赞成的。人们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可以将目前向企事业单位征收的教育费附加的税率（1％）适当提高，并保证这笔钱全部用于教育事业，而不被挪作它用。对中小学校办企业免征教育费附加。也有人建议借鉴国外的政策：“如果纳税人将自己所得用于文化、教育、社会福利等国家鼓励的公益事业，那么就可以按比例计入应缴纳的所得税中。”
更有人说，支持教育，首先要对学校“高抬贵手”，莫“敲竹杠”就行了，例如使下例情况不致发生：某职业学校组织学生到一家名牌彩电生产厂参观，这家工厂“狮子大开口”，要收每位学生10元“参观费”；某些单位给本单位职工中的中小学教师配偶分房时，还要向一贫如洗的中小学收几千元钱；某学校学生到一家大企业进行生产实习劳动，这家企业不仅不支付报酬，反而按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收“实习费”……如果此类事情层出不穷，那谈何“支援教育”！（新华社供本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