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组合的冲击——北京企业改革用工制度纪事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优化组合的冲击
——北京企业改革用工制度纪事
本报记者　颜世贵
职务终身和身份保险的机制，已在北京上百家企业中受到冲击。要上岗吗，对不起，条件公开，机会均等，双向选择。
北京市开始对旧的用工制度进行改革时，曾引起一些人的疑虑、惶惑和不安。然而，由此而给企业带来的活力，又渐渐得到了人们的理解与接受。
失而复得，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
多少年来，人们只习惯于一次分配定终身。一旦当上了固定工，或是进了干部“门”，如果不是犯大错误，工作再平庸，再不称职，再不需要，也下不来，出不去。
在康乐餐馆工作的她俩一直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悠闲自得。想不到优化组合，一夜之间成了编外人员！情感的跌落，可以想象。在岗与下岗，思想上由震动而思索。
回家呆了一个月，她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显浅的道理：要吃饭，就得干。没有再流泪，一张恳切的上岗申请书，送到领导的面前：“干什么都行，一定要干好！”
餐馆的领导考虑到她俩是党员，党员在编外，总是不该发生的事，就多方做工作。二楼组长说：“现在只有跑菜和刷碗这两个下手活了，要干，就是它了。”
无话可讲。她俩毕竟是党员，要证明自己是能干的，就“愉快”地承担了下来。过去这个岗位3人干，现在两人干，又快又好。
岗位的失而复得，内心的感触说不上是什么，但有一点是清醒了：要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几名青年大学生，进厂刚几年，在第一轮优化组合时，名落孙山，心里一下失去了平衡。
他们满以为80年代的大学生，血气方刚，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用工制度的改革还会革到他们头上？但眼前的事实教育了他们：自由散漫，工作吊儿郎当，考评不合格，只能列入编外。他们第一次感到了职业的危机，也第一次尝到没人要的滋味。开始反省自己的表现。同时拿出行动，把企业的兴衰和个人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后来，在第二轮的组合中，大多还是组合上了。他们的体会是：现在的用工制度留住了主人，淘汰了客人，不好好干吃不开！
神秘的色彩一旦打破，人才脱颖而出
若是在以往，计算机室负责人这副担子，决不会放到一个跨出校门不久的毛头小伙的肩上，尤其像北京制药厂这个1939年诞生于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老资格的企业。
但是，工厂并没有背着这样的包袱，相反在优化组合中，抹去长期蒙在人事管理上的神秘色彩，让全厂3000多职工，都处于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中接受挑选和聘用，都能有一个显露才能、取得成功的机会。
计算机室负责人的产生，正是经历这样的程序。当时好几个人出来竞争，经过公开答辩，群众民主评议，评委综合考查，最后，进厂仅一年的大学生小袁中标。他是北工大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他和他的两个合伙人，都是20刚出头的青年人。
面粉九厂也发生着类似的故事。这个厂的化验科科长的岗位，就是由几个人来竞争的。其中有干了十几年检验工作的原负责人，有刚毕业的中专生，有车间的普通工人。
记者从厂里的录相中看到，竞争是激烈而又慎重的。通过答辩和考核，26岁的普通工人走上了这个岗位，原来的负责人则到车间当了一名打包工。
“我进厂8年多了，除在化验室工作过两个月，一直在车间，各种活都干过。这次厂里贴出招聘书，我想试试，就报名了，结果有了现在的身份。”新任科长不无自豪地对记者说，“要是没有优化组合，我就出不来，永远是工人。”
“你上来人家服气吗？”
“明年还要组合，还有机会嘛，我这科长也不是终身的。”他笑笑说，“不过，我要加倍努力，不然，一争就给争下去了。”
当了打包工的原负责人同记者交谈时，情绪并不低落。她告诉记者，她进厂没干过别的工种，就搞化验。下来后曾想要求调走，但一想，哪个单位都要改革、减员，到了哪个单位也这样，无非形式不一样。
“一个普通的工人将你挤下来，你就没有想法？”
“想法一点没有不是心里话，但不能死抱着一种眼光看事物。我当了这么多年化验室的负责人，在管理上，我的那一套方法确实不适应了，我要重新学习。”她抬起头，脸上露出笑容，“反正一年一变，希望坚持下去。我支持厂长改革，搞企业就得搞好，用人就得要精明强干的。我在准备条件，不是讲动态组合嘛！我今年36岁，明年还想争一争！”
采访结束后，我将他们的心态一并说给厂长谢创英听。谢厂长高兴道：“好啊，厂里就是需要这样的竞争意识！”
寻找自己的轨迹
事情就是这样的无情：已被组合的人员表现不好，随时编外；已被编外的人员有了转变，可以参加新的组合。
“你家里有事，下班以后再说，可你在岗上，达不到服务标准的要求，就要请你下岗，店里有等着上岗的人。”这是一家饭店服务组长对手下人员发出的警告。
北京市革制品厂党委书记钱铮向记者提供了一个数字：该厂曾有142人列入了编余、编外，经教育现在又有119人重新被安排到需要的岗位上，对于始终未被安排的经教育又不悔改的3名编外人员，进行了除名。
编外人员进入厂内第三产业，也并非是又一次端上了“铁饭碗”。干的不好，同样也有可能被再次编外。北京轻型汽车有限公司总装分厂有一名青工，编外后，被劳动服务公司聘为工人，上岗后仍不好好干，又被退回到厂“待聘”。厂里有规定，如果三次被退回到厂待聘，每月只能领取生活费了。
东郊粮库有个工人，过去打架受过拘留处分，但从不在乎。这次列入编余对他震动很大，本想破罐破摔了。领导多次做工作，他想通了。改革是把人们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用他的话说：不能成为一条龙，就会变成一条虫，5尺高的汉子，一定要做出个样儿给人们看看。
他主动拿了2000多元作为风险抵押金，找到粮库主任吕学典：“你有多少人？我包了。”承包了厂里由编外人员组成的劳务大队。由于分配上实行计件工资，又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一个个变了样。
原来磨磨蹭蹭不出力，现在一天干10个小时。6月下旬的一天，气温高达38℃，到下午正常的业务工作都停了，全库只有两个地方在干活：一个是同属编余人员的机修队，另一个就是劳务大队。
“他们干得多，报酬也多，最高的有人月工资拿到390多元。”粮库主任吕学典向记者感慨道，“优化组合，使我们为解决多年难以解决的职工教育问题找到了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