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农村十年　 [复制链接]

第2版(经济)
专栏：农村改革已十年

漫话农村十年
北京　于光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快要到了，大家正在做10年的总结。三中全会取得的成效，总的来说是端正了我们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在实践上，很快推开的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
我对这场农村改革一直是拥护的。但是在最初一段时间内，没有来得及作调查，缺乏深切的认识。后来我到农村作了一些调查，更深刻地了解到这种改革的意义重大。1982年我到浙江省诸暨县。县长讲起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他们县委、县政府和农民顶了3次牛，农民和他们拔了3次河，最后把他们拔过去了。他讲得非常生动。他还说，不光是县委，包括县委上面的领导都参加到顶牛的行列里来，但最后也都在“拔河”中被农民“拔”过去了。在实行联产承包制后的几年中，生产增长得很快。统计表明，1952年到1978年的26年中，整个农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7.2％，而1979、1980、1981年，每年的增长也是7.2％，一年相当26年。所以说，这一个时期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于是，这场争论基本就结束了，结论就做出来了。
1981年我到几个省调查，回来后，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我说，小小的涿县，出了两个开国皇帝，一个是刘备，一个是赵匡胤；小小的凤阳县，也出了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统一了全中国；还出了一个包产到户的经验，统一了全国的农业政策思想。第二句话，我说，列宁讲了，从组织上来说是中央领导地方，但从经验的创造来说，常常是地方领导中央。经验是地方创造的嘛。毛泽东讲的“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也是这个意思。第三句话，我讲我自己，看来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室里，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得下去调查研究，与基层干部群众讨论。当然，完全不坐在研究室里也不行。
我是做理论工作的人，取得了这么一个基本的认识以后，我从理论上思索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从原来的“一大二公”到现在的包产到户，从形式上来看，似乎小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性质减弱了、倒退了，但进一步来看，在过去的那个“公”里，农民不能当家作主，队长瞎指挥，农民懒洋洋，那能叫真正的公吗？能叫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吗？从表面看，这种“大”和“公”好象是社会主义的特征，但从实质上来说，既然不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也就不具备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我不敢说家庭承包责任制有多高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我说至少比过去那个“一大二公”要高；因为农民在生产上可以当家作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哪一种形式好，关键就看哪一种形式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现在我们讲的生产力标准。我认为，生产力标准是唯一的，不能有另一个标准，例如“一大二公”与之平起平坐。否则，二者打起架来怎么办？到底服从哪一个？所以标准只能有一个，这叫做生产力标准的一元论。
这几年农村有了很大发展，当然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农村也不会永久地停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点上，因此就有一个农村“组织创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一个新的农村组织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这10年农村改革成果的基础上。10年来农村改革的中心思想就是使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利，这样才能使农民保持高度的生产积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大陆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出现了各地区在社会主义体制上的某些差异。这是优点，而不是缺点。有差别才能相互比较，走在前面的才能成为走在后面的学习研究的对象。有了差别，才能在各方面取得丰富的经验，才能得到普及。这种多样性说明我们体制改革的创造性。在多样性创造的基础上，会出现选择。农村经济组织的形式应由农村改革的主体——农民来选择。一个组织形式，如果农民反对了，那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过去农村的组织形式就是我们强加给农民的，因此使农民的积极性长期得不到发挥。所以，后来组织形式变了，农民感到被解放了。现在我们仍旧应该坚持农民自主的原则，要相信农民，不要自以为比农民高明，就代替他们去考虑问题、做出决定。我们应让他们自己好好地去思考。
总之，在讨论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时，要允许大家都来创新。新的形式创造出来后，让实践去检验。“公司加农户”、“农民技术协会”等等，都是很好的形式。选择的原则：第一要坚持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第二要坚持社会化的方向；第三要坚持生产力是唯一衡量改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