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可怕的账——奸商勾结山西省花纱布公司干部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笔可怕的账
——奸商勾结山西省花纱布公司干部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
任志浩
当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或听人说到贪污分子和奸商盗窃了国家多少万元多少亿元的财产时，总是十分痛恨，愤愤不平。但是，这些数字只是摆在桌面上的，一眼就看透的一小部分罪恶。更大更严重的罪恶是隐蔽的，一眼看不出来的，这就是贪污犯和奸商对于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严重破坏。现在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看看吧：
去年六月，山西省花纱布公司储运科储运股副股长霍凌云，到上海和周茂兴机器厂订了一项三十台“双箱顶力打包机”的合同。“双箱顶力打包机”是一种很小的机器，也仅仅才三十台。按当时市价来说，定价也还不算太贵。可是，由于贪污分子霍凌云贪污受贿，奸商周兴隆从中偷工减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所受的危害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把这样一宗小的定货造成的各方面的损失计算一下，就可以明白，贪污犯和奸商的罪恶决不仅仅限于他们直接盗骗所得的那一点。
霍凌云是一个品质恶劣、意志薄弱的分子，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他在上海第一次发现大轮子上的砂眼很多很大时，曾向奸商提出质问和抗议。但是，当周茂兴机器厂经理大奸商周兴隆把一卷票子（四十万元）塞进他的口袋里，并哈腰打躬地说“这是大机器，和钟表上的零件不同。咱这小厂子，揽这批活就吃了亏，霍先生你多多原谅”时，他就不吭声了。之后，周兴隆一再延期不交定货，霍凌云闹着要往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告状，但在奸商又塞到他腰包里五十万的一卷票子之后，他就“原谅”过去了。以后，每发现一处大的偷工减料，奸商就贿赂他一次。机器完工后起运太原时，周兴隆耽心一亿元的定款不能到手，因而又“大大”地给了贪污分子霍凌云一个“甜头”。他说：“多劳霍先生驾临光顾，太原汇来一亿元欠定款结账后，我再给你一千万元的‘好处’。”并随手给了霍凌云五十万元的“路费”。总共奸商周兴隆给了霍凌云二百零九万元，再加上那一千万元的空头黑钱，就堵死了霍凌云的眼睛和耳朵，收买了他的嘴巴为奸商周兴隆说话。因此，在安装机器中，发现不少轮子没有轴，木箱上没有三角铁时，他就说是“路途遗失”了；百分之三十的零件是废料新用，他说是“中途生锈”；齿轮一转动就磨出粉末，不少链条一用就断（合同规定保证不断），他说是“包装工人转圈多，拧得过紧必然要断”。机器使用年限要缩短，已经是很显然了。据有经验的人估计，最多只能用三年，比规定年限缩短了七年。连延缓交货日期十八天，给国家的直接损失就是八亿九千四百二十一万元。比贪污分子霍凌云贪污到手的大了四百多倍。就连未到手的一千万元的“好处”也加上，还大七十多倍。
上面是就机器本身计算的。再请看由于机器包装效能减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吧。合同规定每包扎花二百六十斤至三百斤，实际上还平均不到二百四十斤。如果以合同的最高标准计算，每包就少扎六十斤，以最低标准计算也还少扎二十斤。现在我们以最合理的平均数字二百八十斤和每天包装四十包计算，每天就少扎一千六百斤棉花。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三个月，山西花纱布公司共扎花十三万一千四百一十八包，因为机器包装效能减低就少扎了五百二十五万六千七百二十斤棉花。仅这一项，国家就要多付出扎包费和扎包工资费九亿八千七百七十五万元。由晋南运往天津多用了三百六十五个窄轨火车皮和一百九十九个宽轨火车皮，国家又多付出运费十亿九千六百零四万元。这样，在短短的三个月中，国家已经损失了二十亿八千多万元。这仅仅是就三个月计算。如果这机器用三年的话，要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呢？亲爱的读者们！我想用不着我去计算了，你们可以自己计算出来的。如果按合同规定“保用十年”，又会造成多大损失，你们也可以自己计算出来的！
这样一计算，有些资本家一定要问，“账怎么能这样算呢？不合理！”但是，对不起，这个账只能这样算，而且必须这样算！合同规定扎二百六十斤至三百斤棉花，实际上还平均不到二百四十斤。每包扎得少，就要多扎包，多出扎包费，这是谁也懂得的粗浅道理。二百四十斤棉花占了二百八十斤棉花的体积，装在火车皮里多占地方，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一车皮少运了棉花，而增加车皮，多出运费，这不也是很明显的事实吗？而且，棉花车次运输的增加所招致的国家的损失，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不仅仅是少数的运费，而是本来可以出口的农产品和土产品被积压起来，不能扩大再生产，因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会受到更为巨大的损失。这是一个大得无法计算和不可补偿的损失！一则是国家已经收购起来的棉花运输不出去，积压了大批资金；再则是农民手里的棉花无人收购。一个农民想也想不到，那么一宗小的定货，贪污分子和奸商盗窃的又只那么一点钱，会影响到他们农产品和土产品的推销。现在可以明白了。要想把剩余的产品卖出去，使生活宽裕，就必须对贪污分子和奸商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知道山西省土产公司去年十二月份就计划出口的桃仁、核桃、红枣、柿饼、麻皮和石膏等等，直到现在还堆积在车站上和仓库里没有运出去。资金被积压了，不得不少收购甚至停购了。桃仁价格因此已由五千五百元降到五千元，核桃价格也由二千五百元降到二千元。仅这两种商品给农民生活的影响就很大。假如以年产千斤核桃的农户计算，则不知不觉地被贪污分子和奸商轻轻地掠夺了五十万元。把全省每个农民所受的损失加在一起的话，那又是多么大的数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