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通俗文学的审美特征
封秋昌
关于通俗文学如何提高的问题，有这样两种“药方”，一曰“雅俗合流”；一曰“从众脱俗”。“雅俗合流”，貌似雅俗并重，各取所长。其实，如果化简为一个公式，那就是：雅文学的观念＋俗文学的手法＝雅俗合流。如果认为俗文学的可取之处仅此而已，那么对“俗”的理解未免失之皮毛了。至于“脱俗论”者对“俗”的看法和态度，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既然要求“脱俗”，可见在这些论者看来，“俗”是要不得的东西，与高雅的文学是不能为伍的。
这里要弄清这样一个问题：通俗是不是庸俗？尽管在俗文学中常常裹携着某些庸俗下流的东西，但它从本质上并不属于“俗”的范畴，犹如江河洪流中夹带的秽物和泛起的泡沫一样，是应当从“俗文学”中过滤、排除掉的东西。所谓“通俗易懂”，也不是它与纯文学的根本区别点，因为纯文学不一定非要写得晦涩艰深，也可以并且应当写得通俗明白一些。如果“俗”的含义仅仅是手法而已，那它也就失去了单独存在的必要。
那么，“俗”的根本属性是什么呢？简言之，我以为就是它的大众性、平民性和民间性，就是作家所具有的平民意识。这种平民意识，要求作家不只是从“自我”或少数人的角度看问题，而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他们的注意力，也即他们所关注所思考的重心，是关乎到广大民众生存大计的最带普遍性的实际利益和要求。通俗文学作品，不管是取材于现实还是历史，其着眼点都是为了反映广大民众的现实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共同关心的利益、要求、愿望、理想、爱情、情绪、心态，等等。它与纯文学特别是探索性文学的区别在于：纯文学注重揭示个体意识，俗文学更关注群体意识；纯文学侧重探寻人性和人的心灵奥秘，俗文学着眼于民众的现实生存状态；纯文学发掘潜意识，俗文学更强调行动和显意识；纯文学追求意蕴的超前性，俗文学着眼于现实的具体性；纯文学寻“异”，俗文学求“同”。
俗文学这种民众性特征，使得通俗文学作家不得不考虑一般民众的文化基础、文学素养、接受能力、阅读兴趣、审美心理，由此便决定了俗文学的通俗易懂性。另外，由于在文学的变革过程中，民众的大多数不可能充当变革的先行者，故而传统手法更适合他们的口味，更能满足他们的审美期待。所以，当今的通俗文学在写法上是依然重视悬念、情节，重视人物、事件的传奇性。
一般民众，在紧张的劳作之余，他们读文学作品，并不像政治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心理学家那样出于研究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消遣，寻求快乐和刺激。自然，在阅读过程中，也可增长其见闻，帮助他们了解自身和自身以外的人和事，洞见世态人情，陶冶情趣。优秀的作品，能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和描写的生动性引起他们强烈的共鸣，从而使他们或从中汲取力量，或排遣忧伤，等等。但是，这并非他们阅读的显在目的，而且，他们一旦发现了作品的教化意向，就会产生逆反心理。对一般民众来说，阅读就像下棋聊天打扑克一样，只是一种调整生活节奏的休息方式。这样，俗文学必然要注意知识性和趣味性，它也可以发挥多种功能，只是娱乐功能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
因此，我以为民众性是俗文学的根本的稳定性特征，并由此而派生出一些显在的可变性特征，这就是立意的普泛性，语言的通俗性，内容的传奇性，审美功能的娱乐性。
应当说明的是，“民众”也好，“平民意识”也好，都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概念，其含义总是有它的历史具体性。即是说，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是有差异的，即使是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民众”，其素质和需求（物质的和精神的）也是不断发生变易的。因此，俗文学的内涵、特点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有所不同；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也会因“民众”的变易而随之发生变易。随着时间的变迁，“俗”与“雅”的位置可以互换；在特定的时代，具体作品，“雅”与“俗”也可以发生交叉现象，“雅”与“俗”的划分，取决于哪种因素居于主导地位。
鉴于目前俗文学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艺术上粗糙的状况，确乎有一个亟待提高的问题。问题是如何提高。在我看来，俗文学的提高不能“脱俗”而只能“从俗”。倘若“俗”之不存，还有什么俗文学可言？尽管存在着“雅”、“俗”位置互换、交叉的现象，但从根本上说，雅、俗是不可能“合流”的。其一，主要审美特征有区别；其二，只要有“民众”存在，就有俗文学的存在，雅与俗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俗”也就无所谓“雅”。
俗文学的提高，也不是向纯文学“引渡”。“脱俗论”的偏见在于视通俗为庸俗，不承认俗文学是文学中独立的一“元”，从而用抽象的大一统的文学观念去要求、框定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