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选择与参与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舞蹈：选择与参与
于平
在一个变革、开放的社会文化境遇中，我们的舞蹈有了多样选择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却更可能使人在选择的多样中徘徊、彷徨以至困惑。
舞蹈艺术本身就是一座迷宫，迷宫中的迷径是无所谓“歧途”或“正道”的。凭智慧循“正道”走通迷宫者是伟大的艺术，凭血气撞死在“歧途”的南墙下也未必不见出艺术的伟大。因此，舞蹈选择的意义不在于选择什么，其意义正在于“选择”本身。换言之，当一个舞蹈家决定要进行选择之时，他就选择了“选择”。也因此，杨丽萍选择了充满灵性的膀臂，苏时进选择了鼓荡胸臆的气韵，王连城“儒化”了大洋彼岸致力于“人体非人化”的尼可菜，胡嘉禄却非要为上海市民情调抹上德意志民族的思辩色彩……可以看出，多样选择的可能性已经在舞蹈的选择中成为现实。
然而，舞蹈的选择并不能超然于被社会的再选择。由《丝路花雨》而兴起的舞蹈仿古风烟消云散了，自《希望》而始的舞蹈哲理风也声弱气促了。如果说，自1986年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后，我们的舞蹈还有什么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的话，恐怕首推上海的《金舞银饰》和山西的《黄河儿女情》了。《金舞银饰》和《黄河儿女情》都取“全景式”的结构方式，但结构方式的趋近却无法蔽掩二者间价值取向的悖逆。《金舞银饰》呈现出历代服饰、舞态的“金银风”，仿佛是更为“舞蹈化”的服装模特儿；《黄河儿女情》则展示出太行西麓土风、民俗的“儿女情”，它把舞蹈召回到促使发生的人的生命情调本身。这是当代舞蹈文化中的二重奏。被选择的舞蹈的“二重奏”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正反映了变革的社会中的大众的复杂心态，这心态通过对《金舞银饰》中高跟鞋、旗袍裙的摩登女郎和《黄河儿女情》中麻草鞋、对襟衫的村野汉子的同时选择而呈现出强烈的反差。
有一种趋向表明，许多“观众”正在放弃选择作为静观的对象的舞蹈，而选择在舞蹈活动中的自我身体参与，诸如中老年人的“迪斯科”健身舞，大、中学生的舞蹈健美操，以及交谊场合中的标准舞厅舞和公共空地上的带有极大随意性的“霹雳风”等……事实上，由舞蹈来激发审美快感，本质上是应在舞蹈活动的身体参与中实现的。大众对舞蹈的这种选择，在无形中导引着舞蹈家们的选择：一方面，有些舞蹈家从所谓“严肃舞蹈”的殿堂下海去搞“通俗舞蹈”了，成了中老年“迪斯科”、青年健美操及标准舞厅舞的教练者；另一方面，有些舞蹈家更深刻地意识到，在既往的多样选择中，我们唯独没有选择把舞蹈作为自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然地、全身心地去参与。在人民大众的那种选择趋向面前，那种一味把舞蹈作为一门反映生活的艺术而放弃舞蹈作为生活本身中的一个角色的做法，显然应该有所调整了。
应该说，当前大众在舞蹈活动中的参与倾向，不仅有助于作为一种艺术形态的舞蹈的复兴，而且这种倾向本身便可视为舞蹈文化的复兴。这种复兴顺应了当代文化建设的潮流——我们的人民不仅要有健全的理性，而且要有健美的体态。于是我想，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的舞蹈家，恐怕也不能不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作一个普通人，不能不在用舞蹈反映生活的同时也努力参与生活中的舞蹈。至少，这应当成为我们舞蹈家多样选择中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