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兮归来！白戈 [复制链接]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魂兮归来！白戈
华逸
任白戈同志逝世，倏忽已两周年。我时常思念他。我与白戈结婚四十载，往事如泉，今记述一二，借以寄托哀思，略抒缅怀之情。
我同白戈同志偶然相识，是在四十年代初硝烟弥漫的华北战场；同他结婚，是在解放战争开始的1947年初，在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驻地冶陶镇。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我俩互助互勉，恩爱甚深。
新婚未满周年的一个晚间，白戈从政治部开会回来后，告诉我中央军委下达了组建华北兵团的指示，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决定从司政机关抽调部分干部组成前线指挥所，要政治部抽一名部长担任政治方面的工作。白戈考虑到自己身为大军区的宣传部长，需要提高在战争环境中的工作水平，自报奋勇跟徐司令员上前线，明天就出发。对这突如其来的别离，引起我深深的惜别之情。
1949年11月底，刘邓大军解放了西南川东地区。12月中旬，我随西南局车队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白戈派车来接我。我第一次坐小卧车，认为是大开眼界。可是，警卫员不以为然地说：“任部长原来坐的小车比这漂亮得多，后来，他让给别人了，还说，坐啥车子都一样工作。”我才知道这是一部相当破旧的车子。后来，1950年春的一天，白戈驱车去西南局参加会议，大门口的哨兵见车子很不像样，提高警惕，硬是不准他进门。经一番交涉，他才来到会议室，然而已耽搁了好一阵子。此事，一时成为笑谈。这件事虽小，却体现了白戈心胸宽阔，豁达大度，克己忍让，与人无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名利，处处以团结为重，以大局为重。
1949年秋，白戈同志从西北前线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刘邓首长要他回四川做地方工作。会后，他随部队入川。不久，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白戈兼任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等重要职务。他预料到自己大革命失败后出川，如今胜利归来，必有亲朋故旧提出要求，帮办这事，帮办那事，甚至纠缠。为把好关，他给自己订了一条原则：合乎政策又有可能的，给办，不合乎政策的，坚决不办。
“任煌（白戈原名）活着回来了”的讯息迅速传到南充家乡，胞弟承湘、堂弟绍修长途跋涉前来寻亲。两个弟弟细诉了家中及农村的苦情，要求留在大哥身边工作，干啥都行。当时新建的人民政权需要吸收大量干部。可承湘是个文盲，绍修文化是小学程度，在丝厂当工人，都不符合干部条件。白戈给他二人讲了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干部标准，讲共产党大公无私，不能安插亲朋，并好言劝慰，说服两个兄弟回南充去了。
白戈对子女的提职、提级、调资、评职称从来不问，听到有意见也从不表态，当做没听见。白戈逝世那年，同聚在身边庆贺八十寿诞的孩子们作过一次欢乐的交谈，无意中提到党风问题。白戈问孩子们：“你们对爸爸印象如何？满意吗？”孩子开玩笑地说：“爸爸当然很不错，可就是对我们太过分了点”。白戈笑答：“不‘过分’，能‘不错’吗？！”全家人哈哈大笑。事实正是这样，子女长大成人，走上工作岗位后，白戈从没有为他们的私事批过一个条子，说过一句请求关照的话。
白戈说话办事，注重实事求是，敢讲真话。1959年秋，毛主席开罢成都会议来重庆视察，白戈奉李井泉同志之命随他一道送毛主席去武汉。返回后，他告诉我说：“我可能把毛主席‘得罪’了。在船上，毛主席兴致勃勃地同我谈了他的‘高峡出平湖’的设想，问我觉得怎样。我说，那长江两岸要淹掉多少农田啊，那都是些好田好土，怕会影响农民的口粮。毛主席说，你不晓得吃鱼呀。我说，只怕吃鱼抵不上吃粮食。”现在，高峡出平湖早已成为现实，开发三峡的宏图正在设计论证中。然而，白戈襟怀坦荡，敢讲真话的品格却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白戈从解放到“文化革命”前，在重庆市工作17年，任过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也任过市长、市委书记，还兼任过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但他的物质生活始终保持了俭朴廉洁。这17年间，他始终在机关食堂小灶打饭吃，三菜一汤。每当行政科长或伙食管理人员征求意见，他的回答从来都是“很好，没有意见”。17年间，他从未向行政部门提过物质生活方面的要求。白戈常说：“我是从小吃红苕长大的。大革命失败后坚持革命，准备牺牲，没有指望能活到今天。现在党给的待遇，规定的制度，够优惠的了，再要水涨船高，就太过分了，那样会脱离群众的。”我认为，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反映出他的革命本色。
前年，白戈病危，儿子请事假守护了他将近一月。儿子在天津外经局工作，局里交给他去香港完成一项紧迫任务，无奈何，他向父亲讲了这件心事，征求他的意见。白戈毫不犹豫，平静地说：“去吧，工作要紧”，儿子遂离去。其后，他在病逝的头两天基本昏迷，却在回光返照的刹那，给孩子们留下遗言：“好好生活，好好工作，革命到底。”这表明，他要求孩子们像他那样，一辈子站在革命立场上。
以上这些琐事，比起英雄将军和杰出革命家的伟大，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我来讲，却是终身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