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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建筑与文学研究——参加普救寺复原论证会有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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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8-10-18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古代建筑与文学研究
——参加普救寺复原论证会有感
吴晓铃
今年初,应山西省运城地区永济县之邀,论证修复普救寺工程。参加验证的人都是技术科学专家,我不过备员而已,然而学到很多知识,大开了眼界。
关于古代建筑的修复技术大约不出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落架复原,如五台县的唐代南禅寺。二是迁移重建,如芮城县的元代永乐宫。三是传世遗迹的修缮,如董村的元代戏楼。至于北京和上海的大观园、正定县的荣国府等建筑只能算作给电视剧《红楼梦》搭外景;而北京恭王府的后园和西郊正白旗的所谓雪芹故居则纯属太虚幻境而已。倒不如山东哥们在修建水泊梁山的聚义厅和点将台以及景阳冈、狮子楼时敢于坦白承认“传说不等于史实。依据传说修建的人文景观,不等于历史真实的再现。”
可是,普救寺却与前面所举任何一种方式都不相同。从不利的条件来说,现场保存下来的遗物太少,只有一幢石牌坊、两尊铁狮子、一洞仅存普贤菩萨坐像的三铺三券砖砌窑洞、一座十三级方塔和几通残碑,其有年代可稽的也不过是明代嘉靖间的遗物;恢复《崔氏春秋》的唐代原貌谈何容易!但是,从事修复工程的专家们采取横向联系的战术,也就是采用边缘科学研究的方法,一方面大量搜集有关普救寺的文献故籍,连人们认为纯出虚构的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也不放过;另一方面则进行大规模和大面积的田野发掘工作,不单发掘出来唐代佛陀和菩萨的石雕造像、柱础、绳纹砖和各种瓦,而且还发现了唐代以降的寺院基址,从而确定唐代建筑的法式,元代和明代因地震倾圮而修葺和扩建的规制,因此复原工程采取三轴的区别:西轴唐代,中轴金元两代,东轴明代,使之时序分明,不相混同。这样,不利的条件就转化为有利的条件,而且基本上等于历史真实的再现。
文学作品能不能作为修复古代建筑的依据呢?我的意思是:有的纯属虚构性便没有办法,如《红楼梦》里的荣宁二府和大观园。有的使用移花接木手法便可以摆脱甲地而去爬梳乙地,如《金瓶梅》里的清河县城实际是明代嘉靖间的都城北京。有的确实是在作品里寓有作者亲历的本地风光,其中包括一般作者不屑重点勾画的,以及没有必要重点突出的细节描写却是修复工作的最好依据,如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以及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我一向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董解元曾经到过蒲州和普救寺,甚至于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但是,关于普救寺的建置,我却不能根据《西厢记》诸宫调画出一个总的平面图来,而这张图纸竟由负责复原工程的人们通过发掘画了出来,并且进行建筑,已经初具规模;将来美轮美奂,这样自然会博得“普天之下行来,不曾见这区寺”([醉落魄])的游目骋怀胜地之誉。
在普救寺以外,从董氏作品里的“寸金竹索缆着浮桥”([赏花时尾]) 和王氏作品里的“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油葫芦])可以得出张生从河南经过山西到陕西去应试是从跨越黄河上浮桥到蒲州的(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京剧里处理为渡船的办法),现在也为考古学家根据方志记录和当地乡民的指认,测定镇河铁牛附着的桥础在水下的地位,不久即将进行打捞。
多少年来,有一个矛盾现象在困扰着研究《西厢记》的人们,就是普救寺从什么时候得名的问题。尽管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便叫作普救寺,不过《莺莺传》最早的出处只见于宋太宗赵炅太平兴国初年(976—984年)敕修的《太平广记》,不是原始文献,而和司马光同时的张舜民在《画墁录》里却认为:唐时名西永清院,直到五代时汉将郭威攻占蒲城,不戮一人,才改名普救寺。言之凿凿,弄得我们莫衷一是,如果承认张舜民的话,那么元稹、董解元和王实甫的话便都发生问题,于是大家只好躲开不谈。然而经过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这个矛盾终于解决。他们从初唐名僧道宣的《续高僧传》的《蒲州普救寺释道积传》里证明该寺创建可以上推至北齐到隋代间,他们从出土的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残碑和唐代柱础、瓦当和各式砖瓦也能用实物证明《西厢记》诸宫调里说题梁上写作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修(当是重修)可以信从。
我们在这里並不是在做烦琐考证,只想说明一个道理:皓首穷经的方法已经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想在文学研究方面闯出一条新路,倒不一定是采用生吞活剥的方式搬什么进口理论;而应多方面地搞横向和边缘。关于《西厢记》和普救寺就是建筑史解决了文学史上问题的明证,而文学作品又能对建筑史起到反馈的作用。
有趣的是张生借住的书房,也就是莺莺向他“酬笺”的西厢,由于发掘出来唐代基址和塔院回廊西侧通向西厢的砖砌小径,得以复原重建,同时也指明了莺莺到西厢去会佳期的路线。工程指挥部的朋友们计划将来开放以后,把西厢作为旅游新婚伴侣,以至于纪念银婚、金婚和钻石婚的老夫妇共参欢喜之禅的道场。浮图兰若本是净修所在,然而千载以降,普救寺不以名僧大德见称于世,却由艳冶风情远播海内外,也可以算作异数了。尤其可异者是寺内僧众对于莺莺和张生的爱情都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和行动。研究《西厢记》的人却忽略了这么一个非常不合常情而又非常突出的现象,至少我这个做过校点注释的人应该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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