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看着丈夫走绝路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不能看着丈夫走绝路
程淑君 口述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解放前整天关在房子里看孩子。解放后妇女翻了身，我参加了街段上的学习会，慢慢懂得了一些新道理。我常想毛主席和共产党真是我们妇女的大恩人。
我的丈夫杨嘉伦是重庆久记油行的老板。平时我很少到店里去，他回家时也很少谈店里的事，因此解放两年多来他干了许多坏事我都不知道。反盗窃运动展开后，大街小巷到处闹哄哄地在谈论，重庆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特别派了一个姓王的同志到我们段上帮助我们学习。第一次学习会上，王同志把为啥要搞这个运动的道理讲给我们听，句句都说得对。可是我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我想：我的丈夫是个老老实实做生意的人，大概不会作那些坏事。那天晚上他从店里回来，我顺便问了他一下。他说：没有啥，只是行过一点点“贿”。我当时也就没有再追问下去。
一月二十三日重庆市人民政府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拒不坦白的奸商，里面有几个都是我丈夫的熟人。第二天，裕丰油行经理李裕光也被人民政府扣押起来，他是我丈夫的朋友，他的妻子叫周凤莲，同我在一块学习。那天学习会上，周凤莲抱头大哭。大家说：你现在哭有啥用，早你为啥不帮助丈夫坦白，要不然那会有这一天。会上，民主妇联派来的王同志又反复向我们交代了政策，叫我们回去后赶快帮助丈夫把问题弄清楚。这时我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我回想起我的丈夫这几天行动很不正常，饭吃得很少，每天晚上一两点钟才回来，这里面一定有鬼，我一口气跑到店里。我的丈夫不在，我就问店员。店员告诉我说：“你的丈夫就是一只‘老虎’，赶快劝他坦白才有出路。”我这时又害怕又气愤。他从外面回来，我就问他：你过去一直瞒住我说没问题，现在我知道你的问题多得很。你再不坦白，人家检举你，我也要检举你。他听了皮笑肉不笑地支吾说：“我早就想坦白，你看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接着他把整理好的几份材料给我看，上面说除了行过一点点“贿”外，还偷漏了一亿多元的税款。我被他这一通花言巧语哄住了，心里虽然吃惊，但以为他既然坦白了就没有多大事。隔几天，报上公布了人民政府限所有违法工商业者在二月十九日以前坦白的消息，我又跑到店里找他。我问他上次坦白彻底没有，他满口答应说：你放心好了，我早已全部坦白。
二月十八日，我们的学习组和我丈夫参加的学习组合并起来。我和我的丈夫在一块学习，由重庆市增产节约委员会检查大队一位姓徐的同志领导。学习会上，我看到徐同志老是盯着我的丈夫，并说：有些人谈了一些皮毛“挂个号”，就想用这来欺骗人民政府，这是不行的。明天就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假如再不坦白，一定要加倍处分。这时我丈夫脸上一阵白一阵红的，但他还极力在装镇静。我由这点觉察出我丈夫的问题一定是很严重的。学习会散后，我守住他不放。他到那里我跟到那里，一有空我就和他谈。但他一口咬定他已经坦白完了。我说假如你真的彻底坦白了，徐同志为啥还老是盯着你，就连我也看出你的神色不像个坦白完的。我又向他说人民政府过去办那件事不彻底，说那句话不算数，你为啥不相信呢？镇压反革命那么大的事人民政府都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咱们段上那个反革命分子那样厉害也没有跑脱，你为啥到现在还这么糊涂呢！他没等我说完突然把脸一板说：“你不要多嘴，妇道人家，才参加两天学习，懂得个啥。”回到店里他往沙发上一躺不理我。
限期只剩明天一天，我看他准备顽固到底，一时急得哭起来。店里店员走来劝我说：我们已经掌握了他的材料，跑不了他。你不要哭，你也仔细想一想看他还作过那些事，全部给他检举出来，非这样他不会老实。我这时深深领会到学习会上工作同志讲的话：“大奸商是非常狡猾顽固的，光是劝说不够，还得搜集材料压他才行。”在店员的启发下，我想起我的丈夫去年曾经交给过我二十两黄金，说是朋友存放的，这一定是假的。另外他经常鬼鬼祟祟和李裕光、王百揆（都已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在一块，这些都是检举他的好线索。下午检查大队徐同志特地又到我们店里找我的丈夫谈话，我在旁边听。徐同志谈话时态度一直很好，可是我丈夫还是东拉西扯，一问三不知。我当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把我和店员凑在一齐的材料全部说出来，我还说我愿意当见证人。徐同志根据这些材料一句跟一句地问下去，我丈夫面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只是不住地抽香烟。徐同志最后说：我们收到的检举材料多得很，你看你的爱人也来检举你，你能隐瞒下去吗？明天是最后一天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
这次以后，他的态度不再像过去那样强硬了。那天晚上他没有吃饭，夜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好。在黑暗里他自言自语叹气说：一切都完啦，连我的老婆也不跟我一条心了。我知道他想得太偏了，我说：嘉伦，我们结婚十几年来，我待你怎样你是知道的。今天我所以这样做，是不愿学周凤莲看着他的丈夫走绝路。我又拍着身旁的孩子说下去。我说：一个人总都有点良心，你想人民政府待我们怎么样？刚解放的时候，生意钱不够，贷款给我们；货卖不脱，包收我们的。现在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做，你为啥反过来干这些对不起人的事，到今天还不向人民低头认罪。他埋住头一气不响。停了好久，他长吁了一声说：你说的都对，我不是不知道干的事不对，也不是不相信人民政府说的话，就是心痛钱。我这时知道他的最大顾虑是怕倒赃。我又劝他说：我今天已不是从前那个旧脑筋，整天只想钱，也不管你从那里弄来的。今天只要你坦白，就是因为退赃家庭生活受了影响，我也甘愿忍受。偷盗国家的钱还给国家还不应该吗？况且从今以后，正正当当做生意不怕没钱赚。假如你坚决不坦白，一旦人民政府把你关起来，到那时一家大小五六口，可真要走头无路了。他受到我的鼓励后，转身从床上翻起来，打开电灯，叫外面来人帮助他整理材料。从深夜两点钟一直写到天亮。由过去坦白的一亿多元增加到二十四亿多元。
从那天起我的丈夫生活慢慢正常，饭也吃得下，觉也睡得着了，见了小孩子有说有笑的。我看他脸色一天比一天转好，我心里也很高兴。检查大队和妇女联合会的工作同志见了我都称赞说：你真好，你帮助你丈夫坦白了一大部分材料。
（新华社记者刘宗棠、胡明俊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