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张松如访问记言 [复制链接]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老庄：“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
——张松如访问记言
常立
张松如，又名公木。诗人，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名誉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词作者。著有诗集多种。研究老子哲学的著作有《老子校读》（吉林版），《老子说解》（齐鲁版），《老庄论集》（与陈鼓应、赵明、张军合著，齐鲁版）。
记者：张松如同志，您在《老庄论集》中说：“老庄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与儒学一道，参与了民族文化的构成，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巨大传统力量。”您能谈谈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史上，老庄之学对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和中国文化特色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吗？
张：与“正常儿童”类型的古希腊不同，中国古代，由于其“早熟”性，当文明之幕拉开，在长期的次生社会历史阶段，祖先崇拜与宗教神学世界观，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武器，蔽固着人民的头脑，没有必要从而也没有可能产生出哲学，尤其作为理论形态的哲学。直到早期封建主义的转型期，春秋战国时代，才产生出真正意义的哲学。老子可以认定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哲学家。当春秋战国之际，在争鸣的百家之中，儒道两家在社会与自然、群体与个体两个方面，各自把握了一端，从而使他们杂糅分合，以其对立和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儒家的伦理型哲学代表了宗法思想文化，道家的自然型哲学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宗法思想文化的怀疑、否定和批判。这样又使儒道从正反两方实现了相搏与相溶，给中国思想文化的开拓演进带来了活力。它的法自然、求超脱的人生哲学，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文学，立足于经济事实上的理性思辨，深刻地影响并极大地充实了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它的文学特质，不但产生了滋养中国文学艺术不竭的美感源泉，而且构成了中国文学肌体的血肉，并进而升华为中国文学的灵魂，结晶为艺术理论与美学追求，所以我以为作家读一点老庄不无裨益。
记者：作为观念文化、道家思想，特别是他法自然、求超脱的人生哲学，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形成也有巨大的影响力吧？
张：道家特别是庄子人生哲学的主旨，乃是绝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不过，道家与儒家的人生追求，虽然有出世入世的分别，但二者共同的一点则是把生命价值的实现都放在现实，放在今世，而不是放在彼岸，放在来生。它给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安时处顺”、“不将不迎”的态度，使心境平静，而具有抗拒逆境的韧性精神力量和消融苦闷的理想途径；从而抑制了宗教因素在中国固有文化中的滋长，它有时会成为失意者退避藏身的栖息之所，而麻痹锐气，淡化践履意志。但更重要的还是从异于儒家的那个方面补充了、巩固了中国文化中那种没有宗教色彩的、在现世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生活态度，使得中国文化所提供的人生理想，能够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多样和变异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富有积极性的。
记者：但老庄思想对宗法思想文化有多少实质性的批判内容很值得怀疑。人与自然的审美契合，固然使我们的文学艺术异彩纷呈，然而作为一种哲学和人生观，把现实苦闷和矛盾转化为主观的、虚幻的高视超脱，这就钝化了老庄哲学的批判现实的锋芒，兼济天下而不可得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对宗法社会的这种退避性反抗，迹近于阿Q式的主观精神胜利，助长了我们民族逃避现实，随遇而安的惰性，阻碍着我们民族的发展进程。在我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今天，对老庄哲学的生命力该做何估价呢？
张：老庄之学的思辨特质，不但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像前面说的；而且在人类通向未来的精神和智慧的进步中，也仍不失为有益的因素，因为它能把人引向高远，引向未知；它的哲理和艺术相统一的素质，以其深刻性给予世人以不尽的启发。但又不尽然，今天的我们已经大不相同于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我们是在“五四”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又肩负着发展和创造这个新文化任务的一代知识分子。我们自然应当把思维空间和理论视野延伸到古今中外，而立足点必须牢牢站在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今日是历史的今日，中国是世界的中国，无论是纵的继承，还是横的移植，都必须经过批判。也就是都必须放在我们由新民主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中，经过消化，生长成为有机的筋骨、血肉，而不是生吞活剥。要融合在我们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组合而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在这个意义下，老庄哲学还能够给予我们以丰富的智慧，对老庄哲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这是王夫之在其《老子衍自序》中说的，要深入到它的堡垒，吸取它的有用的思想资料，暴露其根据的虚妄性，而显示出它的瑕疵，说得多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