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观——记河北省赞皇县榆底村党支部书记张五妮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观
——记河北省赞皇县榆底村党支部书记张五妮
王金良 吕浩才 艾丰
在1987年春节榆底村群众大会上，党支部书记张五妮话刚讲到一半，85岁的刘改名老汉磕磕绊绊走出人群，颤巍巍走到麦克风前，猛地举起胳膊高呼：“拥护党支部！拥护张五妮！”到场群众跟着喊起同样的口号。
1988年春，张五妮因病住院。3个月时间内，竟然有从省级主要领导同志到一般百姓一千多人次去探望。
张五妮，男，55岁，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已有18年。一个农村基层党的干部，为什么会受到人们这样由衷的尊重和爱戴？
领导群众致富才是“福星”
这是令榆底人难忘的一幕：一向介绍“先进单位”经验的张五妮，在1982年全县三级干部会作检讨了。他身穿黑布衣，头蒙白头巾，用低沉的声音对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说：“我们村是落后了。我，应该检讨，我对不起群众，对不起党……”
是的，作为“学大寨”典型的榆底村，直到1981年还没有转过弯来，没有实行生产责任制，还在搞“大拨轰”。那年，附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的村粮食增了产，榆底却比上年减了27万多公斤，全村总收入由62万减至41万，人均收入由136元减至93元。榆底更穷了！
几天来，张五妮只身一人闷在屋里。吃不香，睡不好。他思索着……
当支部书记十年，为村里打井，搭上了自己一条腿，为什么榆底还跳不出穷坑？
自己和干部们，领着大伙苦干一年，为什么人均收入还少得可怜？
刚刚办起来的石棉瓦厂，为什么非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把它割掉？
村民张德景重病住院，无钱输血，是自己17岁儿子张玉辰献了300毫升。张德景还是因医治过迟死去了……
“以粮为纲，搞得穷叮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得人发慌；再这样折腾下去，你们就不是‘福星’成‘灾星’了！”群众的批评，尖锐，中肯。它使张五妮开始理解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精神实质了。
认识上的飞跃，带来行动上的自觉。打那以后，张五妮和党支部一班人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扎实地落实到带领群众致富上。他们打破大锅饭，划分责任田，号召大家来场致富比赛。
开头，人们盼富可又不敢富。张五妮首先挑这个头。那时节，群众听见汽车“嘀嘀”叫，看见一辆大“解放”风驰电掣开进村，“嘎”地一声停在张五妮家门口。五妮大儿子张玉辰跳下车，掏出一叠票子，在头上划了个圈，喊道：“这趟不赖，光脚钱挣300多块！”乡亲忽啦围上一圈。
“这世道真时兴发财啦？”“不割尾巴了？”
“不会啦，不会啦！”张五妮从家里走出来，拍着汽车对大伙说，“这车叫‘解放’，咱们的脑瓜也得解放解放啦！党的政策让咱富，大伙大胆干吧。再割尾巴，拿我五妮第一个开刀！”
这一年，张五妮家搞运输，收入6000多元。1984年春节，榆底村别开生面召开了“赛富大会”，张五妮第一个上台亮富、夸富。
群众敢富了，可又碰到了难题。这时，张五妮总是热心地帮他们一把，再帮一把……
村民李石玉打算开饭馆又怕赔。五妮说：“算上我一分，有困难我帮助，赚了全是你的。”年终他果然赚了钱，并给五妮送去80元。五妮笑了：“我早说过，赚了全是你的。”
一些人想跑运输，没钱买车。五妮拐着腿多少遍地跑县城，终于为大家跑回贷款，买回40台汽车，60多台拖拉机。油料供不上，五妮和副书记李凤祥开车下关东，来回19天，跋涉8000里，只睡8夜觉……
1984年以后，榆底村赛富大会年年初一开，全村越赛越富：1984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350万元，人均收入617元；1985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611万元，人均收入1017元；1986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800万元，人均收入1200元；1987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500万元，人均收入1700元；1988年预计总产值2100万元，人均收入2100元。
人们对五妮一班人说：“共产党员都像你们这样就好了！”五妮一班人更深刻地懂得了：共产党领导群众致富，才是“福星”。
凡事从实，开拓自己的致富路
“处处从实际出发，事事为群众着想”。
榆底小学教师写给张五妮的对联，既是称颂，又是对他工作方法的概括。
善于思索的张五妮，落实文件不硬套，学习经验不照搬。榆底村663户人家，2500多口人，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责任制如何落实？他了解了别村的经验，结合本村实际，向大伙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土地平分，劳力少、技术差的家庭可能种不好地，劳力多、技术强的户潜力又得不到发挥……几上几下讨论，人们同意了他“双田制”的办法：口粮田、责任田分开。口粮田自种自食，责任田自愿承包。实行这个办法的 1983年，粮食产量就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后来，村办企业发展了，农忙季节，口粮田同企业争劳力矛盾突出，企业停工，一年损失50多万元，许多人想专心务工，种田能手想多种土地增加收入。于是，经过充分讨论后，土地集中包给208个种田能手了。现在，他们又根据自己的实践，作农业企业化经营的探索了。
他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前进着。如今，榆底村已经初步形成了两个“良性循环”，体制上的良性循环和产业结构上的良性循环。
榆底村有两大经济支柱：集体企业9个，容纳70％劳力，产值占全村70％，这是一大支柱；全村136个专业户，其中110个运输专业户，容纳全村20％劳力，这是另一大支柱。两个支柱互相服务，互促发展。3个相当规模的村办淀粉厂好像是良性循环的心脏。它们每天进料100吨，出淀粉60吨。淀粉厂为运输专业户提供了运输货源；专业户又为淀粉厂解决了难题。淀粉厂每年消化大量玉米，使村里粮食有了出路。生产淀粉的下脚料，又成为养猪的好饲料，村内集体、个体养猪达到11000头。光养猪一项，全村人均年收入600元。养猪又为农业、林业、养鱼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有机肥料……
集体和个体，工业和农林牧各业，在这里结合得是如此巧妙。群众说，这里面渗透着张五妮的心血。
一个农村党的基层干部怎样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张五妮一班人用两个良性循环的成果，给了人们以深刻的启示。
廉洁——我们首先管住自己
1984年冬，榆底村淀粉厂投产了，上千吨淀粉堆满仓库，四个业务员跑了大半个中国，却没有订上一份销售合同。张五妮嘴上急出了血泡。
是淀粉供过于求吗？不是。是淀粉质量不好吗？不是。是业务员没本事吗？也不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腐败现象，也冲击着榆底村。
张五妮面临难题，作为共产党员，不能成为腐败者；作为基层领导者，必须面对现实。
作为积极而又可行的对策，他们制订了“内外有别”的法规。业务交往，确实需要破费一点的，必须有两人以上在场；超过200元以上的开支，要由村委会通过；必要的业务花费，必须执行严格审批手续；厂长、副厂长、业务员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增强透明度。
张五妮自己首先作廉洁奉公的榜样。为了跑业务，他经常进省城。除必要的业务招待外，大都是啃烧饼、喝老豆腐。去年元旦，大雪纷飞，天气寒冷，张五妮为推销肥猪，拖着伤腿和副书记范秋双跑了一天，晚上11点多才把事情办妥。回村路上，司机说：“咱们今儿跑了一天，又是元旦，到车站餐一顿吧。”五妮没有同意，几个人啃了几个冷烧饼。
当然，榆底村干部、群众对廉洁的理解，并不只是“不吃不喝”。他们评价的标准是非常公道的。村办企业的业务交往越来越多，张五妮，凭着残疾的“麻花腿”，上省城，跑县城。有时别人用自行车拴上绳子，牵着他的自行车。有时自己一人骑车，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这一切，群众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这样下去怎么行啊！有人动议，买辆小汽车，村里办事方便，支书外出办事也方便。五妮召开支委会讨论，支委们都同意。村委会讨论，也同意。又召开群众会讨论，有的群众说，为五妮出去办事方便，别说买辆汽车，就是买架直升机，我们也同意！上下一致同意，一辆小轿车开始进出在越来越红火的榆底村了。看来有些奇特，豪华的车辆，在这里竟成了干部廉洁的衬托了。
哪家的难处都有我的份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要不要坚持发扬关心群众的好传统？张五妮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哪家的难处都有我的份。”
1986年中秋之夜，五妮妻子姜珍珍在院里摆上月饼、水果，全家围着桌子团圆赏月。这欢乐的情景却勾起五妮心事：由于过去榆底村穷，现在还有十几个大龄男青年没娶上媳妇……于是一个想法形成了。在五妮的提议下，村里作出个“土”决定：凡为本村光棍汉介绍成对象者给予一定奖励。现在，这些光棍汉多数已成了家。
木匠刘俊月，翻车砸伤了腿，再加上父亲去世，背了3800元的债。他受不住打击，几次想寻短见。俊月的事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五妮心上。村淀粉厂一建成，五妮就建议安排他去厂里看大门。不久又帮俊月妻子买回轧面机，帮他家办起个体面条加工部。如今，刘俊月还清了债，还盖了三间新房。
现在榆底比过去富裕了，五妮仍然时刻想着为群众排忧解难。为了保证各户用电，村里安装了发电机；为了解决吃水难，村里为各户安装了自来水；为了方便就医，村里每周一次派车送病人去省城看病；50岁以上的人，村里为他们办了人身保险……
这一桩桩一件件，犹如春雨，点滴入土，滋润着群众的心田。“为了让群众说党好。”这是五妮一班人的追求。群众看着这些不特殊化、不“自顾自”，而是和群众心连心的党员干部，又怎不说党好？
一个党员的价值观
赞皇县县委书记王习文这样评价张五妮：关键时刻，事业第一，生命第二。
过去，为村里打井，在抢险中他伤残了一条腿。今天，他又不要命地去搞商品经济。淀粉厂因产品积压面临停产的时候，他不顾冠心病刚犯，就外出跑销路。他拿出急救盒对同行的秋双说：“这是小炮弹，病犯了，你就给我吃几枚。”秋双含着眼泪说：“书记啊，你真是要厂不要命了！”
在个人致富同带领群众致富之间的关系上，张五妮怎样处理呢？当群众不敢富的时候，他带头致富。当村办企业需要人时，他又让儿子卖掉汽车，为淀粉厂出力。他和两个副书记，每天工资比淀粉厂厂长低2.5元。他的最大乐趣是全村人共同富裕。
榆底村在有差别的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步步前进，张五妮的身体却一天天垮下来。
1987年11月23日，五妮带病去北京跑业务回来之后，不得不第一次住进了医院。第五天，他用另一支温度计瞒过护士，出了院。
12月8日，右腿的剧烈疼痛，使他第二次住进医院。可是，村里因缺水，粉丝厂停产，又“逼”得他跑出医院，领着大伙一口气打了47眼井，解决了水荒。然而五妮病情加重了。
1988年3月6日，张五妮第三次被送进医院。冠心病房颤、肺炎、肺梗塞、霉菌败血症、静脉炎等七种病魔，一起威胁着他的生命。3月18日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省委书记邢崇智、省长岳岐峰等省地县领导同志来医院看望了。
榆底村和附近村的乡亲们到医院来看望了。村民董素芹哭着拉住医生的手说：“救救他吧，五妮是个大好人。”养猪专业户刘凤鸣哀求医生：“你们哪怕割我几块肉，也不能让五妮死呀！”
省城医院动用了最好的设备为这位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治病，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最高级”的治疗和护理。
病危中，他苏醒过来，要给村干部和乡亲写封信。儿子要代写。他说：“还是留一封亲笔信吧，这可能是我的遗嘱。”第二天，副书记和几个支委来看他，他说：“今天支委过了半数，开个特别的支委会吧。”他用微弱的话语叮咛大家：“得人心者得天下，为了让群众说党好，我们共产党员一定要一心一意为群众办事啊！”
但是，死神退却了。
6月20日，张五妮出院了。连续几天，五妮家探望的人不断，许多家吃了喜庆饺子。
张五妮常爱说这样一句话：“党和群众的信任是最大的幸福。”这可以说是张五妮的人生价值观。他按照这个价值观去生活、去工作，他也获得了这种价值，享受到了这种只凭金钱难以买到的幸福。
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每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重新审定自己的价值观？张五妮的事迹无疑地提供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