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白求恩” [复制链接]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又一位“白求恩”
朱仲丽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现在人们都不兴抄语录了，我却将上面这些话抄在文前，因为它也完全适用于另一个人。像白求恩这样的外国人，在我国不止一个。1938年初，我一到延安边区医院，就见到这样一位同行、同事和同志：
一身灰塌塌的八路军棉袄棉裤，小腿上还缠着打成人字花的绑带，脚穿用布条毛线打成带绒球球的草鞋，只是在八路军的灰布军帽下，是一头浓密而弯曲的卷发，在深陷的眼窝里，闪动着一对机灵以至俏皮的灰褐色眼睛，一个称得上硕大的非东方人的高鼻子，触目地耸立在脸的中央，那笑口常开的嘴里，发出的竟是地道的我国北方话，还不时冒出边区老乡们常说的俗话俚语。
他，就是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一起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又一直留了下来的美国医生、原名叫乔治·哈特姆的马海德。从那时起，边区的军民就一致称他为“马大夫”，直到进了北京，人们还这么叫他。当时他是边区医院的内科医生，我是外科医生，两人一开始就合作得很好。我们医院的病房全分散在大山沟里，每次查房都得爬坡过沟翻山崖，刚从白区大城市来的我，总是跌跌绊绊又战战兢兢，他就伸出宽厚的大手，上坡在前面拽着我，下山又在旁边牵着我，不仅帮我完成了工作任务，还使我很快学会了爬山，适应了边区生活。
那时的边区科班出身的医生很少，他这个“洋大夫”就成了最受人们欢迎和信赖的人物，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边区的婆姨娃子，都爱找他看病，所有重要的会诊，他都必去参加。白求恩到边区时，早到一年多还是中国共产党员的他就成了当然的接待、陪同者和活动向导，给了白求恩不少帮助支持。他和白求恩一样地“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以后成了我丈夫的王稼祥，由于伤重病多一直是他格外关注的重点对象。有一次我也病了，高烧40多度，他不只亲自为我诊治，还像护士和大哥似的细致照看我，连我便溺时都自己动手帮助。他为其他同志精心治疗、细心照顾的事就更多了，直到建国以后，他作为我国卫生部的顾问，依然如此。前两年原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大夫，在北京病倒了，他忙来找我借印度音乐磁带，我找到一盒印度歌曲原声带，他马上拿去放给巴苏听，使病人得到了最好的安慰。
他在边区时，人们从不把他当外国人，他自己也不觉得是外国人，但是他毕竟是个外国人。王稼祥见他爱抽烟，却只能弄到边区自产的粗烟叶子，装在烟荷包里用烟斗抽，就设法从前方的战利品中要到一些外国雪茄烟送给他，以示优待这位国际友人。他说“烟酒不分家”高兴地收下了，但是另一次却断然拒绝了对他的优待。中央曾决定提高他的生活待遇，他却坚决不接受特殊照顾，只享受八路军干部一样的待遇。不过他也有“特殊”处，就是常在住处开着留声机跳“交际舞”，我也被他拉了跳过。这在边区是件稀罕事，竟引起人们的兴趣，不少人也学着跳起来，后来连毛泽东、朱德和叶剑英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也跳开了，还逐渐形成了“制度”，常在节假日举行机关舞会，用以调剂精神生活，促进身心健康，在中央机关迁到西柏坡和进了北京后也是如此。应该说他是这一活动的首倡者之一，直到八十年代我们还常相聚欢舞，从古典华尔滋到现代迪斯科，他都跳得很起劲。他说这既是文娱活动又是体育运动，常在跳过以后拍拍自己的大肚子笑道：“看看又下去了不少！”
就是这样一位开朗乐观、热忱待人的国际友人，有一段时间竟被康生之流诬为“特嫌”甚至“外国间谍”，这虽然使他的工作和心情受到影响，但他那热爱我国和人民事业之心，却一如既往，始终不渝。十年动乱中受到严重迫害的稼祥和我，刚从“流放地”回到北京，他就不顾风险赶来看望我们。“四人帮”垮台了，他和我们一样兴高采烈，马上积极支持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迅速改变闭关自守的落后方针，打开门户走向世界，了解学习和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经验方法，及时请进外国专家，帮助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现代化建设。年过古稀以后，他体质明显下降，胸腹部曾几次动手术，但却照常埋头工作，支持研究令人生畏的麻风病的防治，还多次不顾病痛出国访问，与国外同行进行科学上的交流合作，为我国卫生事业多方寻求帮助以至发起募捐。
今年6月我听说他病情又加重了，也有了什么癌，就赶去看望他，见他果然十分消瘦，发福的肚子也瘪了，我很为他担忧。但他自己却若无其事，放下正进行的又一次出国的准备工作，同我说笑道：“是有一些癌细胞在跟我捣蛋，就像在我身体内部安上了导弹，随时都可能发射和爆炸，不过我不怕它，我要等着读你新出版的小说呢！”说过这话第二天，他就带着自己心上的愿望和体内的“导弹”，再次出国远行了。此后不久我也患了重病，出院后又按医嘱在家静养着，正打算在体力恢复后再去看他，却在刚过国庆佳节时，突然得到了他过早去世的消息！
我后悔没有早点去看他，更痛惜从此失去了一位几十年甘苦与共的老朋友好兄长。我赶去他家时，他的夫人苏菲说他“走”得很安静泰然，只是瘦得变了形，他为自己所热爱的人民和事业，耗尽了全部的精力、心血和热情！我没能见到也不愿想象他最后的样子，却在心里反复追忆着半个多世纪以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的形象：一身灰塌塌的八路军棉袄棉裤，还有那俏皮的眼神和满口的开心话等等。虽然这一切都不再存在了；我却更加铭记难忘了。为此我信笔写下了这些不像悼念文章的文字，以此来为我国人民忠实的朋友、我心目中的又一个白求恩、我们的“马大夫”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