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与史学研究 [复制链接]

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社会史研究与史学研究
冯尔康
为史学工作者瞩目的我国社会史的研究，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它与历史学是什么关系？怎样才能使得研究正常进行并促进史学的发展？今略述浅见，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史学的反思与社会史研究的开展
几年前，我国史学界开展了关于史学危机与史学反省、史学改革的讨论，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的史学研究状况有许多共同的认识。这就是：
重资料轻论述和史学理论的贫乏。解放后，对史料即史学的观点虽时有批评，但在相当多的著作中仍然是史料堆砌。史料搜集和考订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但不是史学的目的和研究终结，不能以此排斥和轻视理论。在理论方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但还没有把它具体化为史学理论。诸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是我们进行史学研究应当高度重视的，但它并不能取代历史学基本理论。史学理论的贫乏，严重影响着我国史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们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历史简单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史。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和建国前中国革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特点，我们又把这一漫长的历史理解为农民与地主斗争史，而且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史。历史唯物论的阶级观点包含阶级产生，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的意识和文化，阶级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古代社会还有阶级与等级的关系等。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必然会使史学研究领域相当狭窄，而且产生公式化偏向。
史学的社会功能衰落，受到大众冷遇。这是青年史学家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史学危机观点的根据之一。“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曾经使得史学成为解释现行政策的工具。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以其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提供了解国情所需要的历史知识和制订政策的历史思维方法，当今要正确解决史学与现代化、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唯其如此，史学才能有生气。
史学的这些问题是其能否成为真正的科学的问题，是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史学是有一种危机感。讨论史学危机本身，就是追求史学变革的一种反映。近几年史学界讨论史学理论，开拓带有方向性的史学领域；探讨史学方法论，把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尝试性地引进史学研究，这都说明人们正在进行史学反思，寻找新的出路和摆脱困境的方法。
对史学的反思，是社会史研究开展的国内条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文化更是沟通的。当我们自己把封闭的大门打开之后，当代世界史学思潮和社会史研究动向像一股热浪涌进中国，这是社会史研究兴起的国外社会条件。
当代世界史学的潮流，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指出：“历史学中的新趋势是对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反映”，“这些方法主要借鉴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社会史的研究，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为史学家所重视。它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其趋势也是从史学的一隅扩展领域，并与史学整体融合在一起。
早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已出现社会史的研究，被学术界认为是“为史学辟一新径途。”这种研究同西方社会学原理的传入有关。社会学家陈顾远为研究当代婚姻问题而撰著《中国古代婚姻史》就是明证。这时的研究多系专题资料堆砌，重叙述、轻论证，受传统史学影响太深。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大陆基本上中断了社会史研究。本来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有密切关系，西方社会史就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理应运用它进行社会史的研究，而且也确实研究了阶级矛盾、地租形态和租佃关系史。但是这些研究不是从社会史研究角度提出来的，它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而阶级斗争理论又是被教条式理解的。这时与社会史相邻的社会学、人类学已被作为反动学科取消了，社会史研究遭到了批判，社会史的概念也消失了。八十年代以后，重新开展社会史研究，可以说是对前代史学的继承，不过因社会史遗产极其微薄，今日的兴起也可以说是肇兴，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及与相关学科的联系
西方史学家对社会史有着不同的理解，认识也在变化，也有一个发展的趋势。大体上讲，是从排除政治史，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下层社会，演进到“社会的历史”，就是人们之间因社会关系形成的历史，社会群体生活史，而其主旨是社会结构及其演变、作用。具体的研究内容，如霍布斯包姆在《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所归纳的：（1）人口学和宗族关系；（2）史学范围以内的都市之研究；（3）阶级与社会群体；（4）“心态”或集体意识之历史及人类学意义底下的“文化”之历史；（5）社会之变革（例如“现代化”或“工业化”）；（6）社会运动及社会抗议之现象，等等。
近几年中国学者对社会史也作了若干规范。如说社会史的学科对象是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与具体规律，社会史就是社会生活史。又如认为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历史变迁。再如认为社会史学是把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历史学研究的学科。还有的说社会史是以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职能为研究对象，等等。
我认为，社会史是研究人们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社会生活方式与风尚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其他直接表现社会关系的社会生活。社会史也渗透到政治史、经济史等专史领域，凡是这些专史中属于人们社会关系的内容，也是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当然，社会史范畴不是无边际的，还应当认定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上述的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人口社会和社会生活方式，这样社会史才能有它的专史领域和专史特点。
社会史不应只停留在了解人们社会生活的现象上，还需要深层次地研究人们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这样才可能更好地揭示人们社会生活的状况和演变规律。
社会史具有边缘史学的性质。社会史与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学科，在研究内容上有局部的重叠、交叉，可以说它是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联系媒介，是带有边缘学科性质的史学分支。从世界范围讲，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都是发展成熟了的学科，可以互补和影响对方。历史学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引进学科的某些原理、课题和研究方法；而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历史化”现象本身表明它们也接受了历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互补与互进，常常通过社会史来进行，社会史不仅对其他社会科学发展有益，而且对历史学尤有大的功用，即开扩史家的视野，扩充史学研究的领域和研究方法，使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起来，共同发展。
社会史研究法与历史研究法
社会史有没有自身的独特研究法？它的研究会给史学研究法带来什么影响？
第一，社会史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法，并把它引入历史学，促进史学研究法的发展。
社会史的研究离不开传统的史学方法，即归纳法，演绎法，考证法，社会史家仍然运用它们。同时，因它是带有边缘性的分支学科，可以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就是在与它相邻的学科中吸取通用的方法。一是思维方法，二是具体方法。每一个学科都有它的方法论，有其思维方式，理论架构，基本原理，还有它的基本方法和研究技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结构论、模式论、群体论、系统分析法、社会调查法、个案法、计量法等，能为社会史研究所接受，在西方已为社会史家所普遍采用。当今世界科学的进步更注意边缘学科的研究，以此为突破点，带动老学科的发展。具有边缘性的社会史的研究进入史学，正是史学发展的一个突破口。
社会史研究接受相邻学科的方法，应当有所创新，结合历史学的内容加以改进，使之适合本学科的应用，不能完全照搬。对于中国社会史来讲，在吸取其他学科方法的时候，要继承史学传统中的有益因素，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西方社会史以排除政治史起家，以研究社会经济史而有生命力，但现在则比较注重第三层次的心态研究，有忽视经济的倾向，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方面的原理，对于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的意义更为重要。只有这样，社会史、历史学的研究法才能是真正科学的。
第二，社会史研究本身对于史学贡献了一种史学研究法。
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史学家发掘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史学认识的重大成就，也可以把这种认识作为方法，有意识地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社会史还没有成为史学一个分支时，史学不仅缺少它，也没有认识它的方法。社会史研究提出后，史学家把它的研究范畴、任务纳入到自身的研究中，社会史课题就是历史研究课题，社会史的研究任务就是历史研究的任务之一，这就把社会史的认识论变成为史学的方法论。
第三，社会史研究为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科学的历史研究法，应同它的研究客体相结合、相一致，才有可能揭示整个历史的面貌。历史本身包罗万象，但又处在发展和变化中，因此史学研究要与历史实际相结合，就必须遵循史学研究的领域应同历史实际的领域相一致的原则，遵循史学研究法同与历史有关的各门学科研究法相结合的原则，这就是史学的综合研究法。
社会史对史学综合研究法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社会史纳入历史研究，在大大丰富历史研究内容的同时，也使历史研究的内涵结构更符合于历史自身的结构，这样就可以进行历史整体性的研究，了解历史的全貌，所以社会史内容的研究可以改变对历史的总体看法。社会史促进历史学的综合研究法的实现，其结果是提高了史学的理论思维，加强了对史学的分析与论证，克服了罗列事实的陈述或公式化的论述，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史学的研究水平。
总之，作为历史学一门专史的社会史研究的开展，给予史学的不只是过去史学不曾认真注意的一些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以其研究方向和角度实现史学的整体研究，促使史学研究有个质的飞跃，从而使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良好的发挥，推动史学研究走向新的繁荣，这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