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戏曲审美原则和道德精神的思考 [复制链接]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戏曲审美原则和道德精神的思考
　　卜键
戏曲有着它辉煌的过去，至今仍拥有着无数迷恋和沉溺在其艺术魅力之中的观众。它受民族精神的陶铸又陶铸着民族精神，它受伦理道德的滋润又传播着伦理道德，人们代代相承地观赏舞台上那大致相同的剧目，也缘此去了解历史，辨认善恶，学习伦理道德的启蒙课程……这就是戏曲，道德剧和娱乐剧合二而一的戏曲。
如果说当前影响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障碍仍是封建主义的话，则封建主义赖以附着和存活的便是旧的道德伦理观念，而戏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播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渠道。
纵观前些年的戏曲舞台，人们是这样乐此不疲地在戏曲中挑选生活榜样：老黄忠队、穆桂英班，这些曾在“大跃进”时猎猎作响的旗帜犹在目前。可戏曲提供给我们的又是怎样的榜样？且不说那纯为教“忠”教“孝”的陈腐剧作，即如《窦娥冤》这样的不朽名著，也难以祛除旧道德的脓痈。窦娥那强烈的以生命为代价的反抗，维护的是她做人的尊严，然其自尊却建筑在“好女不嫁二夫”的礼教信条之上，这真是一种加倍的悲哀。在古典戏曲中，最著名的人物形象大多都是封建礼教的化身：《琵琶记》中的赵五娘、《白兔记》中的李三娘、《破窑记》中的王宝钏，无一不是吃尽苦头，大有妇德的贤惠女子。进而还去写妓女的痴情和守节，如《绣襦记》中的李亚仙和《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应该说，作者在创造这些形象时过分高扬道德的旗帜，其道德的“尘埃”或多或少地掩蔽了个性鲜艳的活力。
我们常常很遗憾地看到：戏曲在强化主要形象的礼教正统色彩同时，把反礼教、冲击旧道德的任务让给那般白粉涂面的奸邪之辈来承担，如牛丞相、张驴儿、鲁斋郎、西门庆……在正义与邪恶殊死搏斗的血腥场面中，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旧道德和礼教不唯成了善良者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且时常还是她们最好的防身武器。《荆钗记》中，钱玉莲在被告知其丈夫已另娶名媛时，竟这样回答：“玉莲是贞洁夫人，焉敢再嫁！他果然重婚相府，奴家情愿在家守节。”
这种戏曲情节的产生，其原因是复杂的，就中也不应忽视戏曲提倡“高台教化”的影响。旧礼教和伦理道德以其笼罩天地和滋润民心的力量，规范了人们的思想，规范了人们的个性，也规范了人们的行为和语言。戏曲，已成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在娱乐中引导人们进入思维和道德的模式。戏曲中有数算不清的忠臣、孝子、节妇、义仆，这些形象毋论丰满与干瘪，亦毋论生动与庸泛，其基本寓意都在于弘扬礼教。“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琵琶记》第一出）。高则诚宣示的决非一句敷衍的空话，而是一种真诚的努力。在不少戏曲作品中，善恶的标准取消了美丑的标准，道德的评价替代了审美的评价，个性也就在礼教的铜墙铁壁之中瑟缩不前。
戏曲是民族艺术的瑰宝，今天仍深受观众喜爱，我们珍惜戏曲，关心戏曲的艺术前景，就更要求对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思想内容上说，传统戏曲的进步性已远离了时代，与改革开放的总局色调构成了鲜明的反差。她曾长期是且仍然是一部旧道德的教科书，实际上，戏曲的“寓教于乐”在传播封建伦理道德方面，起着远比“四书”、“五经”更大的普及作用。她在八百年繁衍发展中带给人民以精神的愉悦，亦带来了精神的戕害。戏曲在成熟，同时也在衰老，在无限的自恋中，在不断的自我重复中衰老——把故事情节定型化，用滑稽调笑处理意蕴丰富的生活素材，使个性的冲突转化为道德的认同，这样，原本寥若晨星的佳作也裹挟着无法剔除的思想糟粕。当不少艺术团体为着经济效益而翻箱底，而不加改编或较少改动地上演传统剧目的时候，应想到这“箱底”沾满了旧礼教的霉斑，应想到，旧日的认可并不意味着今人的认可，今天很多人对某些传统戏剧目的迷恋也并不意味着时代的认可。在理论界和剧评界一个不太正常的现象是：每一剧目（包括传统折子戏）上演，总要有一或几篇剧评，或议某个动作，或论某段唱腔，卖弄几句行话。而广大观众的冷淡与远离，应能使他们幡然警觉了。
二戏曲对伦理道德的浓墨渲染，便必然导致了戏曲形象的类型化。我们在不同的剧本中看到那不同时代、身份的人物，竟吟诵着完全相同定场诗、下场诗，竟行着同样事理，有着同样的遭遇。这些本属于多见不怪了，他们同是一架封建礼教机器的产品。
谁能否认戏曲中也有不少绽放着个性光华的人物形象呢？崔莺莺、杜丽娘、卓文君、陈妙常、祝英台……这些美丽的女性执著地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曾给那黑暗的时代带来一隙亮光。崔莺莺的自择情偶，杜丽娘为寻求爱情而经历的生死和死生，卓文君随有情人的私奔，陈妙常的亵渎道规和祝英台的殉情，都鼓舞过那寻求幸福爱情的男女青年。可对这些形象再深入求之，又可见出其“反叛”的行为往往被圈定在一个为旧道德所允准的范围内。戏曲作品中描写了枚数难尽的“后花园私定终身”式的爱恋，作者则每每在处心积虑地为这种野合或私奔开脱：
《西厢记》的“白马解围”，使张生一跃而成为莺莺一家的恩人和老夫人亲口决定的女婿，自此后，崔、张的爱情便得到了“公证”和礼教的确认，俩人的任何行为都只能意味着对封建礼教的维护，而老夫人则成为蔑视旧道德的言而无信的角色。
由于作者有意地为其主人公的“非礼”之行加饰一件道德外衣，原本热烈而无望的苦痛挣扎就变成风光旖旎的男欢女爱，根本不可能结合的“不合法”情人被赋予合法且令人艳羡的荣光，为自由婚姻抗争的历程滑稽地弯成一个圆圈，那爱的苦涩或消魂的时分也就顺理成章地演变为饭后茶余的谈资。“发乎情，止乎礼义”。正是因为剧作家的美意，这种自然、清纯的人类之情就被注入了道德的杂质，被扭曲，被纳入封建思想正统的轨道。于是，高亢的个性精神减弱了，反对虚伪道德的叛逆色彩淡化了，奋不顾身的追求者变成不敢逾越礼教藩篱的可怜而苍白的生灵，尽管个把特别严苛的卫道士还是从这故事的发生本源上窥见了危险，那更明智的最高统治当局则大多放心地任其流传了。
大戏曲家汤显祖在其《牡丹亭》中鲜明地提出要“以情反理”，曾给晚明那污浊一片的封建末世以不小的震动。然而由于在他的时代，这“情”往往被“理”割裂成碎片，“以情反理”的反叛意义也就被打了折扣。
情和理，是一对立而又互相包容的概念。抓住情与理的对立来塑造个性、设置情节、烘托意境，进而再根据情与理统一的原则来安排“大团圆”的结局，这几乎是戏曲驾轻就熟的套路。正是这样，戏曲用娱乐的手段在伦理社会和民众意识之间构筑了一条桥梁。我们在戏曲中时常会看到：炽烈躁动的情感在经过一定时间的释放之后，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理念的怀抱，成为伦理道德的俘虏。这种情形经过近代戏曲的发展一直延亘到今天，一些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费力不讨好地描写着观念化的人物，也正是旧的写作模式的映现。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批判和反思的精神在文艺界和思想界渐渐扩大了影响，流风所及，戏曲理论上也出现了观念的交锋。然论争多集中在戏曲的表现形式方面，如程式、节奏、灯光、布景等项，较少有论及其题材的陈旧和观念的陈腐等内容方面，这实在是个不应有的忽略。
今日戏曲创作与戏曲理论的重要缺憾，在于仍习惯地自作多情地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
戏曲舞台上的情形是，一方面把旧剧目未加彻底改编的拿出来上演，另一方面在创新剧目上努力去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重点的改革题材。人们是那样充满热情地去讴歌封建朝代的帝王后妃，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直写到末代皇帝。写作无禁区，这些人物及其时代当然可以表现，也出现了一些佳作如《秋风辞》等，但图解历史与历史人物的情况也随处可见。帝王们的赫赫武功被渲染，再加上宫廷的勾心斗角，加上不知从何处拣选来的爱情佐料，便配成一味真汤。历史真的是这般荒谬可笑吗？戏剧所追求的果真就是为这些历史伟人摹形写像吗？
戏曲是以夸张和变形来表现生活和个性的。其夸张和变形当是一种具有美学意蕴的艺术手法，可就中也不容忽视道德说教的内涵，为道德说教而夸张变形的例子所在颇多——王祥卧冰、曹娥投江、郭巨埋儿，这些礼教典型往往被刻意妆扮后搬上戏曲舞台。鲁迅先生曾记述过他在阅读“二十四孝图”时那种童心的战栗，而很多的戏曲剧目同样是伦理道德的图解，唯不同的是其采用了唱念做打的形式，载歌载舞之中，封建主义借助感官愉悦的渠道进入观者的思想，这不是更可怕的吗？剧作家自觉地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由来久矣！今天不是仍有人在大声疾呼戏曲的创作要强化忧患意识吗，在剧作和形象中渗入对世事和时代的关切本是正常的，有意识地去强化忧患则失之偏颇，意识只能通过形象自然流显，一旦被强化，观念的扭曲、形象的苍白与干瘪也就相伴而生了。
戏曲的道德精神究竟应如何评价，如何把握，非此一篇随感式的文章所能阐述清楚。然用今天的时代精神来审视戏曲，其与改革开放局面的反差是明摆着的。本文所力图论证的有三点：第一，戏曲从整体上说仍继续传播着封建主义伦理道德，成为社会的惰力；第二，戏曲形象的塑造往往以弘扬道德精神为旨归，由此极大地削弱了艺术的个性展现；第三，个性的创造应依据着审美的原则，善恶的标准不应取代美丑的标准，艺术应自然地反映生活之美，应描写和展现杂色的人或曰复杂的性格。
传统是可珍贵的，传统的价值或正体现在冷静的反思之中，批判的精神比起狂热的鼓噪更是一种对民族艺术传统的敬重。让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更多地解脱精神的束缚，让艺术个性更多地甩却道德的羁绊，戏曲振兴的希望，或许正在其中。